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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法律信念、权责平衡与法律技术:新加坡法治精神阐析

更新时间:2014-05-07 22:23:13
作者: 韩秀义  
证明了一个法治国家应善用法律制度,辅以执政者以身作则的道德操守,就可以建设成一个干净、清廉及有最高效率的现代化国家。”[34]

   在宪法框架下,支撑起法治国家的力量或支柱不仅有公务员系统,还有更为丰富、庞杂和重要的社会系统。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破坏公物法 》(俗称《涂鸦法》)和《公共秩序维护法》这两部法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里虽然不能整体解读这两部法律,但透过其中的具体规定,依然能够体会到法网的严密。《公共秩序维护法》第十三条规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处五千元(约合两万五千元人民币——引者注)以下罚金:一、放置石头、砖块或其他物体于公用道路,致生道路使用之妨碍或不便者。二、从车辆中掉落于公用道路之物体而遗留不顾者。三、无装卸货物之绝对必要,而长时间将物体放置于公用道路或他处,致生骑楼之妨碍或不便者。四、停放马车、手推车、脚踏车、三轮车或其他车辆于公用道路,致生公众得通行之骑楼妨碍或不便者。五、放风筝、玩游戏或为其他行为,致妨碍或干涉交通或电话线路之使用者。六、于少于二又二分之一公尺之公用道路上方,装设超过或沿着公用道理之窗帘、遮盖物、遮光物、遮阳篷或其他突出物者。如能证明前项第三款放置于公用道路之物体系源于某建筑物或土地者,推定其系由该建筑物或土地占有人所为。[35]

   法网严密并不等于严密之法会自动施行。为此,新加坡也建立了完备且严厉的法律实施机制。依照陈新民教授之书,三种法律实施机制需要提及。

   司法是一个宪政国家重要的法律实施机制和渠道。虽然新加坡的司法体制有其“弱点”,比如无法律违宪审查权[36]、对行政裁量不行使审查权[37]、司法作为行政权报复的工具[38],但是,新加坡的法院审判制度还是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提供“迅速正义”,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设置类型的多样化[39]和庭审时间较短[40]两个方面;二是基本的执法心态采吓阻原则[41];三是无“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即“上诉不加刑”原则——引者注)的适用[42]。对于新加坡的司法体制,陈新民教授评述到:“新加坡的整个司法体制也是以务实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尽管司法基本精神有若干的偏差,导致其独立性令人怀疑,但纯粹就维持社会秩序的角色与功能性而言,新加坡的司法体制无疑是一种‘司法的主动者’(legal activist),特别是司法审判实行‘谋后而动’,法官等待对案件及相关法律关系已摸透后,才开庭审判,并且一以贯之的进行审理,且多半在一两天内完成诉讼程序,显示出新加坡司法所具有的活力和高质量的司法裁判质量。”[43]

   司法主要与“民”发生关联。相对于“民”而言,对“官”的行为规制更重要。新加坡吏治清廉不需多论,关键问题是这种清廉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按照新加坡著名的廉政问题专家Quah教授的总结,主要有“六个诀窍”:一是政府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二是肃贪的机制必须完善;三是肃贪机关本身应清廉;四是肃贪机关应脱警察体系;五是减少贪污机会;六是高薪以养廉。[44]在这六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由于新加坡精英具有良好的以身作则的制度操守和政治美德,因而这样的事例就可能不胜枚举。例如:

   1986年11月4日,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Teh Cheang Wan)被指控,在1981年与1982年中两度接受营建商的贿赂新币100万元(约合411.4万人民币——引者注),让国有地由私人公司来开发。郑部长是李光耀多年的朋友,事发后,求见李光耀,想向其求情,但李光耀在肃贪局未完成约谈前,拒绝与其会面,结果郑部长被两位肃贪局高级干部侦讯长达16个钟头,并在12天内自尽。为了这个惨案,李光耀曾公开说明他为何不替老朋友伸出援手的理由:他个人私下可以为朋友做出任何事情,但必须不损于共同奋斗的目标,但再好的私交,也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新加坡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而不能妥协。因此,如果对郑部长的案件能够妥协的话,整个制度就不能建立。[45]

   民风低迷甚至猥琐,就可能意味着社会根基的腐烂,而在腐烂的社会土壤里,或许公务员系统也不能洁身自好。针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执政者和立法者可谓“心狠手辣”,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新加坡饱受诟病的鞭刑。陈新民教授解释说:“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涂鸦法》后,便将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进一步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按理说,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张贴广告、标语或喷漆,既不会妨害公共卫生、秩序,也不是暴力犯罪,一般国家多半处以罚金了事,但李光耀的《涂鸦法》却对这种行为施以3至8鞭的鞭刑,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罕见。”[46]在订立《涂鸦法》时,新加坡检察署的法律专家认为对于涂鸦犯施以鞭刑,有违刑法学的优良传统而拒绝草拟,但李光耀依然坚持施以鞭刑的立场。这种立法构想的理由是:第一,涂鸦犯出没不定,警察必须耗费甚大的精力,方能逮捕一人,如处以轻刑,并无吓阻力;第二,涂鸦可能会宣扬反政府的文字,而只懂英文的法官不会了解其煽动文字会带给社会多大冲击,因此,宜施以重刑。就此而言,涂鸦法就不只是仅有维持优美市容的行政罚意义;第三,李光耀认为检察署法律专家所代表的“法律良知”是仅对自己负责的良知,而忽视了这些涂鸦犯可能对社会所造成的侵犯,所以欠缺了对社会的良知。[47]

   对于新加坡法律的严苛,人们可能会有诸种非议或指责。而王江雨博士的解释是:

   平心而论,虽然此地某些法律规定甚为严格,但新加坡仍不失为一个法治之国,这是因为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符合现代法治的几个基本特征: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法律公开透明,法律清晰易于理解,法律一致无内在矛盾,法律稳定能提供可预见性,法律内容合理,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能得到执行。

   即使是很多人目之为严苛的法律,其执行也非冷酷无情。以最近生效的新禁烟令为例,新加坡政府并不是突然颁布一个法令并生硬地去执行,而是事先或同时多方面采取人性化的措施增强民众对新法律的理解和接受。一是设定法律公布后正式生效前3个月为过渡期,在此期间政府调动大量执法人员在禁烟区内进行稽查,对吸烟客予以警告但并不进行正式的处罚。二是针对烟客喜欢聚集在有烟灰缸的垃圾桶周围这一习惯,对公共地点的垃圾桶作出调整,将其搬离禁烟区。三是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在住宅区楼梯和电梯口置放禁烟标志,在全国张贴宣传海报,开设网站,并发动义工进行社区巡逻,向民众解释新的禁烟条例。这些颇为人性化的措施,总体上使一项颇为严苛的法令在执行方面也显得合情合理。[48]

   实际上,新加坡严密且严厉的法律技术,不仅会因其符合现代法治的形式特征而获得正当性,而且其实体内容的施行也会因为权责平衡原则及新加坡精英所具有的良好操守而得到相应的“软化”。所以,新加坡法律技术就不是孤立的、冷冰冰的形式化存在,而是与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原则紧密连结的关系性存在。在这种关系性存在中,实际上也内含了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等多种关系中关于国家存在的目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法律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共识。

    

   五、简短结语:应该向新加坡法治学习什么?

   客观而论,严密的法网和法网的严厉施行,给新加坡带来了有序的社会、负责的公务员系统及整个国家的良好风貌。所以,尽管法律技术会很琐碎和庞杂,但正是其中所蕴含的诸种细节在规制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没有这些琐碎的细节,所谓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就是空洞的。严密的法网不仅针对庶民,而且还规范精英;不仅庶民违法要接受严厉的处罚,精英违法依然要面对法律的严厉。将庶民和精英一并置入法网之中,实际上就是权责平衡原则的体现。权责平衡的实质就是某个主体掌握多大的权力就要担负多大的责任,所以,权责平衡原则也是一种公平理念的体现。对法律的倚重和对权责平衡原则的坚守,需要某种信念作为支撑。新加坡精英基于对人性恶的洞察、对生命体验的反思和体悟、对制度的信赖、对以率先垂范为核心的政治美德的固守和践行,为依法理政和权责平衡注入了持久不衰的信念和务实的思想动力。所以,虽然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将新加坡法治精神做出逻辑性的拆解,但对于具体的新加坡法治精神来说,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和法律技术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要向新加坡法治学习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究竟能够学习哪些内容呢?

   对于这一问题,当然可以学习“新加坡法治精神”来做答。可新加坡法治精神究竟是什么?从笔者的上述解释中,可以明显地发现:确有所谓“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存在,但这种精神不是坐而论道式的空言和虚蹈,而是依照某种具有正当性的治国理念而坚定地践行和实干。因此,陈新民教授把“新加坡精神”总结为“就这样干”(Just Do It!)[49],并将这种精神提炼为“民主的定期大选+行政严格执法+西方模式的、有效率的司法体制+大作为的施政”这一公式[50]。而笔者则以“法律信念←→权责平衡←→法律技术”来概括新加坡的法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以新加坡法治中的某一因素所展开的单向度学术研究就可能会存在极大的片面性,进而使得研究结论虽深刻却“失真”;那种以“走马观花”的旅游心态对新加坡法治的实地考察也极有可能无功而返,徒然浪费公民缴纳的税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恐于学术功底的浅薄,也因为笔者并没有对新加坡的法治状况进行过实地考察[51],所以,非常担心自己的这种概括是否能够相对准确地揭示出新加坡法治精神的内核。因而,本文对新加坡法治精神的阐析既是初步的,也是存疑的。

    

   注释:

   [①]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22页。

   [②] 主要研究论文包括: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侯健:《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及其价值基础》,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杨建学:《新加坡法治模式初探》,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6期。

   [③]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

   [④] 韩福光等著:《李光耀治国之钥》,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8页。

   [⑤] 韩福光等著:《李光耀治国之钥》,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8页。

   [⑥]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8页。

   [⑦]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9页。

   [⑧]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4页。

   [⑨]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2页。

   [⑩]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9页。也可参见王江雨:《新加坡法治的源头》,载《南风窗》2013年第13期,总第491期。在该文中,王江雨博士认为,新加坡法治的制度和思想源头大体来说有两个:一是英国的法治传统,二是李光耀个人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代的切身体验。

   [11] 《李光耀回忆录》,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9页。

[12] 或许前苏联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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