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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马克思历史科学视域中法律阐释的双重超越

更新时间:2014-05-03 21:09:13
作者: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马克思对法律阐释的原则是,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这关乎西方法哲学传统中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无休止的论争,前者持有“法律因正义而生”的论点,要求从道德意义理解法与“普世性”的诉求;而后者则认为“因命令而制定法律”,将事实与道德性二元分离,试图否定最高“价值”维度来创建法律科学,则造成了陷入经验主义的危险。这两种理解均是误解马克思与法律关系的理论根源。当我们借助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视角便可以看到,马克思既通过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颠覆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思维,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颠覆了自然法的“抽象的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法哲学的“双重超越”,建构了通达“正义的生活秩序”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法;法律实证主义;历史科学

  

   重新审读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无疑是激活马克思在当下测度资本为基本建制这一世界的根本路径。然而,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界,人们普遍感受到存在一个“专门的领域”,虽然对其已经作过一些粗线条的勾勒,但却有逃逸思想史背景进行“理论独白”的危险,这个领域就是“思想史视域中马克思的法律阐释”。 1而重返文本来关照此一论域时,则需要反驳这样一种流俗之见,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主要是朝向经济基础和一个社会中的权力组织,……这样一来,法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 2对此回应的困难在于,一方面正如韦恩·莫里森所认为的,“马克思没有建立有关法律的特殊著作体系”,另一方面来自于认定马克思的法律概念的阐释莫过于深受“朴素唯物主义与阶级工具主义”的影响,从而被死死的铆钉在这样一些教条中,“(1)法律是经济力量发展的产物;(2)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政权的工具;(3)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将会逐渐消亡并最终消失”。 3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法律的阐释?是诸如一些学者那样将马克思对法律概念的阐释置放到了“法律与命令”为主旨的法律实证主义阵营中,还是像凯尔森那样一再强调马克思是一位自然法学家?马克思与西方法哲学传统中到底一个怎样的关系?“法律的消亡”在马克思那里是终结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还是资本主义特定的法律形态?重返马克思文本,并切入法哲学传统中“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争,将会澄清并纠正上述主导马克思法律思想论辩的方向。

   一、“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自然法学派的要旨与困境

   诚如人们所熟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认过,“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4但是,人们往往对此解读的着重点放在法的“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维度上,而前面的“两个不能”则重视不够。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明对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的看法。“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指向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而“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法则是自然法学派的理论主旨。在“追问法律本质是什么”的西方法哲学传统中,一直流传的看法是,法的本质是“ius quia iustum(法律本质为正义)or ius quia iussum(法律的本质为命令)”。 5对此,按照凯尔森的说法,“法律本质为正义”是自然法学派理解法律本质的核心理念。自然法学的特征是依靠一种“自然秩序”来治理人的行为,因为这些秩序是“来之于上帝、自然或理性并因而也就是善的、正确的和正义的规则”。这就是说,自然法所依凭的根源是基于人类精神自我的构造。自然法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联时常被一些学者提及,诸如凯尔森就在《共产主义的法律》一书中指认了“马克思解释社会的理论是一个自然法学说”。 6理由在于,“自然法学说事先假定正义——或者是它的同一物,理性——是作为‘自然’,即事物的本性,或人的天性而出现的现实的内在东西,正如马克思认为他的理想是隐藏在现存的现实中一样”,“解决阶级冲突的手段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的社会秩序是物质生产这个社会现实所固有的,因此,能够从研究这个现实中去发现。这是真正的自然法学说。” 7表面看来,凯尔森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关键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与自然法学派申张法的正义所实现的方式是一致的吗,如果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又要说,“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回答这一疑问,需要对自然法学进行“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 8那么,在自然法传统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抽象的公平观念的呢?

   马克思与自然法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自然法理论的既定前提,即抽象的公正观念给予了进一步批判。自然法的内涵正如奥特弗里德·赫费的说法,“自然”标示的是一种“前实证的律条,它要求超越于实证的律条之优先地位,而且一般不是从技术的或实用主义的意义上,而是从道德意义上予以理解”。 9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便表现为源自于人内在的形而上学冲动,即对于一种不变的价值、标准与尺度的诉求。“‘自然’一词,正好非常适合用来表示这准则或模型之终极性与必然性”。 10就是说,自然法理解的法律概念是一种“理念的普遍性构造”,依照近代学者对自然法的理解,诸如私有财产便成为了无需反思的那个终极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比如资产阶级的法权也被看作为“永恒的定在”。实质上,法作为一种天赋自由的存在表现在早期的马克思文本中也明确表达过,“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他是自由的肯定存在”。 11这可能是将马克思纳入自然法学的一个文本依据。不过,如果从马克思整个运思逻辑的进展来看,法应当成为自由的体现仅仅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承认,在他看来,如何真正实现才是最为要紧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责“批判的普鲁东”时,就已经揭露了“批判的普鲁东”只懂得这种自然法的理念来阐释法,因为“批判的普鲁东”认为,“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是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这种观念在法律上的一切运用就必定是不好的”,“在罗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圣化了的法’”。 12实质上,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在后来的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作为根据的正义、公平本身并非自足的。诸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资产者们断言在法律上体现的分配的公平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 13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强调了,“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 14

   明确了正义的“物质根源”,还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自然法所标榜的“自然”即抽象的观念往往具备一种“普世性”、非历史的特质是否合理。我们知道,在近代自然法学开创者格劳修斯那里,他认定法律概念的理解应该是清楚的、自明的,应该像数学家那样在处理数字时完全从物体抽离出来。当自然法学家们将一种“超感性的理念世界”设想为“自然”之时,已经沾染了形而上学的恶习。依照近代学者对自然法的看法,诸如私有财产便成为了无需反思的那个终极存在,同时也会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比如资产阶级的法权看作为“永恒的定在”。此种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会将法的概念理解为“天赋”与“应当”的观念。

   这种自然法的观点必然违背了马克思对待正义原则的基本看法,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15这显然告诉我们,像自然法将法的阐释根基奠定在正义之上,而正义本身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应罢了,它注定是历史的。诚如马克思自己一再强调的,“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16自然法对于正义原则的普世性引起了法律实证主义者奥斯丁、哈特的反叛。随着语境论的兴起,即使作了修正的程序性的自然法者罗尔斯也无法摆脱这种“普世性”的言说困境。在《正义论》中,他主要的意图就在于为社会基本结构确立一套合理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即正义原则。为了获得这种原则,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来进行设计,“从原初状态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殊相”。这种永恒的观点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感情形式”。 17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那些为语境主义摇旗呐喊的诸如沃尔泽、罗蒂以及格雷、拉兹等,他们一致反对这种“普世性”的立法原则。他们认为,“不存在有任何可以置身于特定文化实践与制度之外,而能够做出普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判断的观点” 18约翰·格雷也认为,“如果人的生活方式乃是他实践之产物,这些生活方式之形态都受到人的性情以及传统延续下来的环境所塑造与限制,那么,对于任何良好生活的概念,都不能够以这生活是深深植入人心人性为理由来说明,并自称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具有优先地位”。 19

   二、法的关系“不能从法本身来理解”:以事实命名的法律实证主义 20的神话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在现实的历史中,那些认为权力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和那些认为意志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是直接对立的”。显然以“意志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就是上文所述的自然法学派,而“权力是法的基础”则是我们这里要交代的“法律实证主义”。对此,马克思紧接着说道,“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么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其他关系的一种标志,一种表现。” 21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权力本身,而是“国家权力基础的其他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已。但是,在法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些学者并未注意到这句话的提示,依然会将马克思看作为是法律实证主义者。 22理由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这一命题被偏颇的解读为法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应该说,这是一种直观的经验主义的视角,没有将权力作为一种人们物质生活中的内在矛盾的体现。更进一步讲,当马克思指认法的关系“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的另一句话也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那就是法的关系也“不能从法本身来理解”。 23

对于上述马克思所告诫的以及“不能从法本身来理解法”,并未在马克思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传承关系”上展开实质性的讨论。而敉平两者的异质性却导致了人们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对法的“合乎道德性”的诉求,仅仅关注法的事实性存在本身,即现存的法。因为,“法律的本质为命令”这一法律实证主义所表达与我们日常所感受到的法的概念是一致的,“由一个特定的人类权威所‘人为地’制定的”,在缺乏自身自明追问的情势下,直接展示出一个“强制秩序”。 24猛地一看,这不是教科书上所讨论的法的概念吗?难道不是这样?这需要我们将视角切入到法律实证主义深处。法律实证主义一般被描述为是一个由奥斯丁、边沁开启,经由哈特以及转向“后哈特”这样三个阶段。在奥斯丁、边沁看来,应当坚持将法律看作是主权者的制定,其研究对象只能是一种实在法,反对自然法主张法律的根源在于“自然本性”。诚如博登海默所说,“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 它反对先验的推测, 并试图将其本身限于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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