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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马克思历史科学视域中法律阐释的双重超越

更新时间:2014-05-03 21:09:13
作者: 孙亮  
它反对提倡玄虚的精神高度, 并把学术工作限制在分析“即定事实”的范围之内。它拒绝越出认知现象的范围,否认理解自然‘本质’的可能性。” 25这就是说,将法律与道德(价值)之间作了严格的界划,“这种分离能够使得人们沉着地看待那些恰恰因道德上恶的法律的存在而提出的论题,从而去理解法律秩序之权威的具体品性。” 26

   二战以后,将法律与道德严格区分的看法遭到了质疑,此时便转向了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并修正法律实证主义。在他看来,法律实证主义大致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法律是命令;(2)法律与道德并无必然之连结;(3)对法律概念的分析性研究是值得进行的;(4)法律体系是以逻辑封闭之体系;(5)对于价值(道德)的问题是无法透过理性论证加以讨论决定的,也就是价值不可知论。 27哈特的理论往下延伸还存在着各种法律实证主义形态,正如整个法律实证主义名称的复杂性一样,把握其内在特质也只能是一种“家族相似”。

   第一,法律实证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坚守一种“描述性”的旁观者姿态来审视法律概念。 诸如奥斯丁、凯尔森主张将一种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到法律概念的理解上,通过对法律术语、法律命题的分析来促成“法律科学”的诞生。奥斯丁就认为,“如果试图将法理学变成一种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我们只有观察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如何使用‘法’一词的,以及观察该词指称的对象是怎样存在的。这是经久不衰的实证理念”。 28显然,如果说,自然法追问的是“法律是什么”,那么法律实证主义追问则是“法律概念是什么”,从技术的角度对法的“事实”关系的描述,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对法律概念阐释最为根本的路径。哈特更是在《法律概念》一书中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描述性社会学”。法律实证主义意图剔除自然法学中对于法律概念判断的“价值维度”,凯尔森的话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上述意思,“在众多的自然法学说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够为较为正确和客观的内容界定正义秩序,就像自然科学决定自然律内容一样,迄今所说的自然法,大多是一些空洞的公式”。 29实质上,法律实证主义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离易于导致其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中。一旦我们抛弃了道德维度对法律的审视,那么我们看待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研究对象的“法的事实”仅仅是一种抽离了内在矛盾的“事实”,这种“法的事实”也更不可能被理解为私有制为基本建制的社会关系矛盾运动所生产出来的,法反而成为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实在”。也就是说,法律在实证主义那里是作为一个“非历史性”的对象,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将经验意义上的“对象”给予“历史化”,按照这种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不可能真正地懂得法的根源。

   第二,由上分析,以纯粹事实性描述与道德性评价二元分离为基础的法律实证主义,在将法律概念阐释中的最高“价值”给予否定时,有消解法哲学与陷入虚无主义的可能,这也是将马克思纳入到法律实证主义阵营的危险之处。我们知道,自然法学通过对法律的形而上学思考,诸如正义、绝对精神、理念来阐释法律概念。但是法律实证主义严格将视角调整到“法律规则”上来,否认了人们可以认知“自然本性”。奥斯丁就认为,“法律存在是一回事,其好坏是另一回事” 30所以,凯尔森更加明确地指认,“我们限制我们的智识能力,不是为了削弱我们的人性,而是为了了解我们只是的局限性,把我们从卑劣的独裁者们的狂热下拯救出来,他们总是想让我们相信他们那一边拥有历史的正义、神的正义。” 31这一点在“恶法”是否正义的讨论后,使得法律实证主义更加坚决在法律与道德之间设立屏障。所以19世纪诞生的实证主义法学对于法律为何而生的讨论,从关注其“合正义性”这一终极性的追问转向了自由等规则的考察,从而深陷绝对技术主义和法条主义境况中,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法哲学的终结论”。虽然原初出发点是为了克服自然法学派的弊端,在将法哲学对法律正义性的价值追问取消掉,以此来实现他们法律科学的愿望时,其实已经落入现代性论域中常令人担忧的虚无主义浪潮中,没有了绝对的“一”,仅仅有的是抽离了矛盾性的“规则”而已,此时的法,“只是剩下一个名义上的概念和一套形式主义的技术规则, 一个由立法者绝对权力创立的实证主义法律的总称而已。” 32

   三、走向历史科学: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元悖论的西方法哲学史传统

   在西方法哲学传统中,对法律本质的阐释通过实证主义不断的修正、调整而与自然法学派不断地争论下去。一方面讲,法律实证主义在对待法律存在的正当性上无法给予阐释,而仅能处于对法律命题演变的逻辑描述,最终将意图导致“法哲学终结”。另一方面,自然法虽然能够从形而上学的根由上给予法律正当性,但是在现实法律运作中却始终面临如何将正义落实为具体的难题。针对基于其中的一种面相来阐释法律所呈现的局限性,如何沟通和协调两者使得对法律概念的理解既有规范性又具有事实建构性,便成为了今天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 33这个难题关涉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法律概念,因为,要么将马克思归属于一种自然法学派;要么认定马克思的法学观念是法律实证主义的,这两种看法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法律概念的双重误解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34那么,这种包含实证科学又具有价值维度的“历史科学”能否与西方传统法哲学产生一种思想关联,并彻底瓦解贯穿于西方法哲学之中“价值与事实”的难题,转而实现了两者的“契合”?

   一方面,马克思“历史科学”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性维度”,颠覆了自然法的“抽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历史科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实证主义是交织相连的,那个时代决对没有如今对“实证主义”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而且马克思对此曾认为,“实证主义”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这一点是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达成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认为的那样,“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35显然,这是马克思对于“法律是什么”的直接指认。这与自然法将法律与正义关联起来理解不同,所以,马克思认为,“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 36恩格斯则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看法,“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 37正是基于以物质利益这一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来说明法律原则,使得马克思能够洞穿法律的存在秘密,从而只要使得特定法律原则产生作用的那些客观条件依旧存在,那么,法便得以存在。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眼里,法不再以所谓的“正义”、“自然本性”为根据,而是以“特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为根据的。“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38这一考察法律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确立了从物质意义出发的客观性原则,从而超越了从“自然本性”出发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来说明现实法律生活的原则,这便达到了对于法律概念的科学认知,为阐释法的历史性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另一方面,历史科学中的“价值维度”实现了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从而也完成了对法律实证主义那种“描述性”维度的超越。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性的交换关系。而那种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产生的剥削是更为深层的关系往往被遮蔽,所以经验主义者以为,人与人之间仅是一种简单的“法权关系”。但是,历史科学的要旨在于抛弃这种经验主义,诚如雅克·比岱所说,马克思颠覆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现象,“《资本论》一反常理地以描述建立在个体之间自由平等的纯粹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为开端,即从对自然—理性法支配的世界的现代虚构开始,我将之称为‘元结构’式的虚构。” 39这种虚构同样弥漫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中,其研究对象仅仅是对一种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法律本身是否符合道德正义要求并不是必要的,法律就是一个规则命令所制定的而已。但是,马克思颠覆了这种看法,假设只从一种描述性的维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法权,那么,就会把这种法权推到一般意义的层面,这不过是以工人的生产资料丧失的法权为前提条件而形成的特定阶段。然而马克思已经告诫,因为资本主义主义“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 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 40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学家正是通过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法权来构筑“法律拜物教”,从而实现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权”。所以,当休·柯林斯指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贫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的强调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也不懂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维度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描述,而是将“现实的法的事实”融入到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关照方为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实现了对于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双重“超越”。正是立足于历史科学的创建使得马克思洞察到法的存在论根基,为其真正判定法的正义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对自然法抽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并不等于遗忘其对于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正义诉求,即让法成为“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的和真正的表达者”。 41而且,马克思将通过对表现为法权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制度的分析,彻底将法律实证主义目光中的那个“事实规则”置放到“历史”之中,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法权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的颠覆。由此,“共产主义法律消亡”的说法也只能被理解为是资本主义法律形态的消亡,而不是“法律一般”的消亡。进一步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蕴含的“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向度也实现了对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契合”,由此真正建构了一条通达“正义的生活秩序”的现实路径。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1在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法的“马克思的法律阐释”。参见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付子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2 Collins, Hugh, Marxism and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9.

   3 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5 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哲学导论》,李日章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73-74页。

   6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7同上,第26-2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9奥特弗里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基础》,庞学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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