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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资产阶级现代民族的形成与落后民族的解放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阐述的文本研究

更新时间:2014-05-02 10:19:01
作者: 胡键  
这种双重性质的后果具体表现如下:

   从积极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民族的形成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即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前,不同地域之间的民族交往很少,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类尚未从自然的分工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束缚之下,在生产关系上依然存在着由压迫与剥削导致的对抗关系,人没有摆脱对人或物的依附性。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关系,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1)现代工业把封建时代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之下,市场经济也在向全世界扩张。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也迅速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现代民族的形成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变革,特别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大致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民族自身发展的结果,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以西欧为先导的大部分欧洲民族就是这样发展的。从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成长、新贵族的出现,从尼德兰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都是欧洲民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性过程。另一种是先经外来因素对原有制度的强力瓦解,继而自身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欧洲以外的各民族或多或少都与这一结果有关。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进步,欧洲之外的许多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与欧洲几乎同时也在孕育着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但从16世纪开始,欧洲率先冲出了封建制度的窠臼,欧洲列强不但快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将亚、非、美洲各民族强行纳入了由它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能不使落后民族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22)资本主义民族利用先进的技术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解救了封建民族,并使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发展。例如,德国历史上向北方斯拉夫人部族的扩张,恩格斯就认为这种“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个过程“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23)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能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族才有能力对外进行征服,同时也在传播着资产阶级的文明。恩格斯在1847年驳斥路易·勃朗的演说时就指出,英国发明了蒸汽机,修筑了铁路,因而它才有能力“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24)诚然,资产阶级的征服方式是野蛮的,不过,把不列颠人对印度征服与此前相继入侵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对印度的征服相比较,马克思宁愿印度被资本主义文明程度较高的不列颠人征服,而不愿意印度被文明程度比印度低的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所征服。因为,不列颠人作为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虽然印度人在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无法收获“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但不列颠人客观上却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25)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形成以后,在把落后民族卷入文明的进程并促进落后民族发展的同时,它也在这一过程中使落后民族在较高文明的熏陶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从消极方面来看,现代民族发展的前提——掠夺,使得现代民族形成之后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导致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是掠夺殖民地,而且,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的高额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不惜牺牲他人的、他民族的利益,进行重利盘剥,发动侵略战争,由此便加剧了世界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首先是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性质起初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出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于它们相互对立,它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2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7)这表明在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前阶级对立就一直存在,而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后,阶级对立不是消除了,而是更为尖锐了,“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且“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8)其次是民族的对立和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资产阶级民族把其他民族卷入文明之中,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而迫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最终结合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9)然而,这个“统一的民族”由于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因此资产阶级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0)民族的对立和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最终将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层面,并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化。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后,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现代国家就成为现代利益共同体的象征,“现代国家又是与资产阶级这一现代私有者利益共生的”。(31)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2)而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则是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实际需要、利益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有原则;只要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内部彻底产生出来,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33)因此,现代民族的利益主义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征服与反抗、殖民与反殖民的关系,也必然使资产阶级国家与落后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三、落后民族的发展:被纳入文明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认为,落后民族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之后资产阶级民族自身发展而对落后民族施加“强制”行为的结果性反应;另一方面是落后民族在被资产阶级民族殖民征服以后而进行反殖民、反征服而主动发起的民族复兴之举。资产阶级民族的发展是以消灭古老民族工业为前提的,在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之后,新的工业才得以建立起来。新的工业的发展对生产工具等生产力因素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之后,资产阶级民族才有能力和机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之中来了”,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34)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强制之下,落后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只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纳入”和“强制”,对落后民族而言就是“被纳入”资产阶级民族的“文明”进程。

   然而,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将西欧落后民族“纳入”文明进程,更重要的是,它要实现资本最快的积累就必须走出资本的故乡,迅速把落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地的各民族“纳入”文明的进程。在资产阶级民族入侵之前,东方各民族都按照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任务,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35)而中国则被马克思视为“活的化石”,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动,即便是革命包括中国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革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36)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民族侵入中国、印度等东方古老民族之前,这些民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变革也不可能提出现代化的任务。这是因为,作为当时现代化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37)换言之,在东方落后民族中,缺乏产生原发性的资本主义这种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的条件。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其《国际述评(一)》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那样,“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38)也就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入侵以后,落后的东方各民族都深深地感到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而言,不只是文明与落后的关系,对东方落后民族致命的,是工业文明借用先进的技术包括战争手段彻底摧毁落后民族的文明。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时就指出:“内战、外辱、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关系。”(39)在这种情形下,落后民族才开始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而抵制资产阶级的殖民化统治。

   由于落后民族是被纳入现代文明的进程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类型。按照罗荣渠先生所说的,这种类型的现代化,“是在外族的异质文明冲击下激发或接枝引进的”。(40)确切地说,外源性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和殖民主义的炮火下被迫开启的一个社会进程。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说:“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41)因此,对于封建制度的民族而言,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就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落后的东方各民族而言,则在唯恐灭亡的恐惧之下同样也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述两种情形都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之后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虽然资产阶级采取的方式是野蛮的、非文明的,但这恰恰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42)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由于落后民族是被纳入文明进程的,因此在他们被迫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中,落后民族对资产阶级民族所强加的“文明进程”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天然地具有反抗作用。这种反抗作用,既反映在落后民族对资产阶级民族的反殖民斗争之中,也反映在落后民族用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来对抗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收效甚微,甚至注定是失败的,但至少延缓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对外扩张和殖民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对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之后,美国、英国等的商业和对华贸易并没有迅速扩大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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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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