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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14-05-01 23:08:57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那么对于心中的理,他可以推出来。但因为他自己格竹生病,就感到朱熹的那条路很难走。比较来说,朱熹要走一条经验的路,通过研究各种不同的理,才有豁然贯通的可能。而在阳明的思想来看,应该是通过心的充分体现即可穷尽理,从而豁然贯通。所以,朱熹和王阳明的思路有很大的分歧。

   另外,再说一下竹子,这很有趣。如果接受现代人对王阳明的批评,认为如果他懂现代意义下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例如培根发展的经验科学),他就不会走上这条弯路。我现在想问一问,如果我知道培根的经验科学,知道要做经验研究,面对竹子,如何研究?先把竹子解剖了?看看竹子下面是否有竹笋?竹叶是青的还是黄的?做什么研究?怎样进行研究?怎样进行我们所谓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实际上,批评阳明的那批学者,大半不是科学家,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做实验。我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朋友,据说是研究竹子的权威。他说研究竹子太难了。第一,到底竹子怎样定位,竹子到底是树木还是草本?这需要详细讨论。第二,竹子的种类(species)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而且各个都有各个的特性。第三,竹子有一定的生存周期。他的时间到了,它就开花,开完了之后就消灭,而且是世界各地同类的竹子同时开花——现在大家担心,熊猫吃的那种竹子快要开花了。那怎么办?能不能教熊猫喜欢吃其他竹子?——所以,竹子非常复杂,事实上,阳明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思考,但不同于科学的思考,他后来写了一篇叫《君子亭记》,认为竹子有君子之德。所谓竹子的德性,大家可以自己在心里面想一想,很有趣。首先,竹子是谦虚的,因为竹子是中空的,而且竹子长得越高,它就弯得越低。比如松是挺拔的,越高越挺拔,但竹子上去之后会下来。其次,竹子是长青的,竹子是有节的,代表着持久、正直。再次,一般不会看到一根竹子,竹子总是一批,所以它是合群的。最后,古人非常喜欢听风吹竹子的声音,如果能够在竹林下面下棋,就感到很愉快。如此等等,总之有很多君子所欣赏的特性。⑤由阳明的例子可见,从经验、体验的层次来看,智慧和精神磨练绝对不可分割。也就是说,没有精神磨练的知识,想发挥智慧非常困难。

   照一般的理解,我们对某种事物的感知是一种感性;必须把感性提高到知性,这样才有了认知;然后,要上升到理性,才能够发挥知识的光芒。毫无疑问,智慧的发展是要通过这几个阶段。但是,它还有一个阶段,即所谓的悟性,没有悟性,不会有智慧。那么,悟性与理性、知性、感性的关系是什么?常常有些人批评中国学术,说中国学术是一种黑箱作业,有模糊性,缺乏严谨的逻辑,只是类比(analogy),没有分析。这种评价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讲这又不太公平。所谓不太公平就是,它把悟性跟感性连在一起,认为悟性就是感性,就是完全靠直觉。但是,我可以断言,所有中国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不管属于哪家哪派,他们都有严谨的逻辑推理的本领,很多比我们现代人还高明。他们可以从感性进入知性、进入理性,可是他们感觉不够,还要上升到悟性。表面上看起来,悟性是模糊的。可是这个模糊和感性的模糊有质的不同。

   有些学者,比如史华慈(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是我论文的指导教授之一),用了一个概念,叫fruitful ambiguity。Ambiguity的意思就是模糊,但是fruitful就是内涵特别丰富,有很多内在资源的模糊性(ambiguity)。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时候当发展到某一个理性的高度,不再愿意仅沿着理性走,不应该把那些以为讲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全盘托出,因为这中间还有丰富的内容尚待挖掘,如果过早整理出来就显得仓促。所以,不要在事情还有各种发展可能的阶段,就把它定下来。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讲“定义”虽然很好,但是定义是有限制的,因为定义就把范围限制住了。中国哲学所走的路,等于射箭必须学会射中红心,以红心作为基点,向外扩展来了解它的范围,而不是把范围限定后然后找红心,这之间的思路有些不同。所以,它一定有模糊性,但是模糊性是丰富的。不要认为模糊性就是没有理性、没有知性,那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感性要向上提升,到了理性还要往上进入悟性。悟性中间一定有个人的感受,一定有精神的磨练,一定有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一定蕴含着严格的理性。所以,即使中间有跳跃,也不要以为悟性中没有知性和理性的认识。中国哲学家当然没有经过形式逻辑训练,但他们的思想非常清晰,特别是对于人伦日用之间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这种智慧在现代特别重要。因为西方启蒙的冲击,我们中国碰到了一种关于理性的困境,现在看来,这种困境本身才是严重的失误。根据这种思路,人类借助知性和理性,就像光芒会向前照耀,而向前照耀的光芒是驱除黑暗的。比如1923年,张君劢和丁文江进行了科玄论战(准确说是科学理性与人生观的论战),那时,胡适、吴稚晖都赞成丁文江的科学观点,认为科学理性发展到最后,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如果认为人生观还有模糊的东西,那是因为科学理性还不够,当科学理性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一定能搞清楚。现在很多人也相信,脑神经科学发展的那么神速,将来我们对自己各方面的行为都可以一目了然。即使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慢慢下去,理性的光芒一定可以驱散黑暗。

   但是,在我看来,另外一种思路比较符合事实:我们越知道得多,我们越知道自己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更多;我们理智的光芒越向前推,黑暗之幕可能越来越大。我曾经参加了由美国民间组织“生命与心灵”(Life and Mind)安排的由量子论、相对论、天文学、生命科学、光学等方面的五位顶尖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是文化顾问,跟一位喇嘛进行五天的对谈。对我而言,这种交流是极有启发意义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不要认为宗教就是黑暗、迷信,科学就是理性。21世纪最重要的对话之一,就是科学跟宗教的对话。宗教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邪教,招摇撞骗,但是伟大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都可以和科学对话。与这些沟通相比,以前启蒙所代表的观念,比如认为理智的光芒可以照亮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对于知识,人类越发现得多,越感觉不够。比如说,小礼堂之外还有中大校区,中大校区以外还有广州市,往下还有中国,这是无限的可能。再比如说生物工程,现在可以克隆一只羊、克隆一头猪,这是很先进的技术了;但依然不是基础生物科学的研究,研究染色体的分子生物学才是了解生命的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现在人类已经破解了基因谱的全貌,看到基因谱就等于看到了中山大学的地图。但是,真要了解中大,还是要到中山大学去看一看,这个中大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可以说,两个不同的东西碰撞之后,无限新的可能又出现了。比如,为什么受精卵能够发展成各种器官、形成人?很多非常简单、我们认为已经了解的东西,还都是基础科学尚无法解释的难题。因此,我们的知识确实有限,庄子说得好,知是有涯的。从这方面讲,智慧学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

    

   二、智慧与精神性

   刚才说,当时我对智慧和精神性的关系不太了解。我跟这些印度学者进行了长期的对话,向他们学习,特别有一位叫巴拉苏布若门尼(B. Balasubramanian),他可能是现在印度最受尊敬的哲学家之一,是研究吠陀多的顶尖人物。那个会议的主题是从哲学的角度看印度和中国的知识、智慧和精神性,他就谈到儒学。他认为如果要真正了解儒学,应该把儒学当作一种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而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他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什么叫凡俗的人文主义?就是西方从18世纪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也是今天影响最大的人文精神。这个凡俗的人文精神有很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这个阶段可以分得非常明确,就像孔德所说的,是从宗教的迷信,经过哲学的形而上学而进入科学理性。到了科学理性后,形而上学的那些观点就过时了,宗教则彻底消除。宗教、哲学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因为理性的光芒还没有照到。即使在今天,一般人得知某人信仰宗教,就会认为这个人失恋了、在日常生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受到事业上的严重打击,或者心理不正常,等等。其实,讲这些话的人可能更不正常。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多半在知性和理性上是过关的,然后向上追求更高的,也就是田立克(Paul Tillich)讲的“终极关怀”,他们有终极的关怀。那么,为什么凡俗的人文主义出了问题?有很多理由。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它没有正视今天人类为了存活和发展必须考虑的两大课题:自然、精神性。西方的启蒙运动,从17、18世纪的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物开始,基本上都反对中世纪、反基督教的权威,他们要去神圣化。另外,从培根以来,发展出了经验科学,以知识为权力、为能量,即人了解世界、了解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容易成为征服自然、宰制自然、利用自然。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现在很常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有一种解释说,它等于荀子所说的人定胜天,制天而用之,另一种解释认为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都可以理解,但这种观念背后,带着一种浮士德精神,即为了追求知识,可以放弃自己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也就是说,只要追求真理、追求新的经验,就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理想。这种思想是有侵略性的,所以就形成了两种结果,一个是边缘化精神世界,另一个是宰制自然,即反精神性(despirited)、反自然(denatured)。

   儒家则不是这样的。儒家认为人性的最高体现,也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希望与自然保持和谐。这当然不是西方凡俗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与我讲的精神转向一致,目前西方哲学家也开始对凡俗世界(the secular worl)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有名的一本书,当然是泰勒(Charles Taylor)近来发表的《凡俗的时代》(A Secular Age)。他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今天人类会走到现在这个凡俗时代。这种分析的背景,是以前韦伯所讲的“去魅”,即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魅”的世界。但泰勒说,现在我们应该重新了解世界的神圣,应该把这个世界当作神圣的,而不是凡俗的,自然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由此可见,泰勒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哲学思想,现在从事这种哲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传统的儒家哲学,具有一个特殊的精神取向。当然它不可能对现代意义上的凡俗人文主义有所批判,实际上这条思路也根本没有进入它的问题意识之中。但是,它的选择确实不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传统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但作为一种修身哲学,即心性之学,或者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哲学包含了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如果我们去读经典,细读、精读,我们可也可以体会其中的意蕴。比如孔子在讲个人的人格发展时,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而耳顺是经过知天命之后的发展,耳顺就是发展了一种“听德”,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听到各种外部声音而不做主观判断的过程,这是人格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感受和最高道德律令完全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个体自由和最高理性的融合,实际要的就是应该要的。现实中,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和应该做的之间,都有一定距离,怎么样把这个距离拉近,是很难的。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自然体现的价值与道德律令的要求融合为一,这中间有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可以展开。

    

   三、哲学界的最新动向

上面讲的都是哲学史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说哲学界现在有一种精神的转向呢?从哲学的角度看,精神的转向是什么东西呢?对此我试图做一点现象的描述,理清这个脉络。首先让我们作一个现代哲学发展的回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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