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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弘弘:论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救济

更新时间:2014-04-27 21:22:44
作者: 胡弘弘  
且原告无须证明实际损失的存在,就可获得惩罚性赔偿。阿州最高法院肯定了这一判决,并否定第一修正案保护诽谤言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阿州法院的判决,布仁南法官对普通法院诽谤诉讼的规则原则作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最高法院不但免除了被告证明言论确实性的负担,取消了惩罚性赔偿并把赔偿限于实际损失,而且要求宣称名誉受到损害的公共官员去证明被告带有“实际恶意”。[14]“在自由辩论中,错误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言论自由具有它所需要的‘呼吸空间’,这类错误就必须受到容忍。”[15]

   此案显著修正了美国当时的诽谤法条款,极大地限制了其对公共官员所提供的名誉保护。此后,在政策实施中具有裁量权的公共官员不再能要求州诽谤法的保护,以惩戒公民或媒介的不实陈述对其名誉的损害。出于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需要,进入公共领域的官员即丧失了要求名誉保障的法律权利,这是保障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16]“纽约时报案”后,最高法院把“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大到“公共人物”,凡评论政府官员、公共人物或公共事务的公民都有宪法上的特许权。

   2.“公正评论”之豁免。“公正评论”原则,是指舆论发表公正性意见,可不负名誉侵权责任。它是受到诽谤起诉的表达者为自己辩护的最常见手段之一。“公正评论”原则通常包括三项要件:一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构成评论前提的事实的实质部分是真实的,或至少令人相信其是真实的;二是其目的不是为了同公共利益无关的单纯人身攻击,而且不含恶意,并与公共利益有关;三是评论对象与公共利益有关,或是公众关心的事件。可见,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对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做出评论时即使对他们的名誉造成冲突,也基于其评论目的的公益性、内容的公共性和评论方式的公正性而豁免诽谤起诉。如在日本,小学教师属于公务员。日本曾有人散发抨击小学教师的传单,咒骂他们“无能有害”。对此,日本最高法院判决称:“对于关系到公共利害的事项自由进行批判、评论,是行使表现自由,应予尊重,其批判对象是公务员行为时,即使上述这种批判导致该公务员社会评价下降,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公益。而且其前提事实的要点被证明时,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偏离评论界线,这种行为不构成名誉的侵权行为。”[17]

   3.适度容忍原则。“适度容忍”原则是指受到名誉影响的公职人员对确有理由的轻微伤害有容忍的义务,而不应动辄以侵权论。在范志毅案件的判决书中提到了公众人物应容忍轻微侵权的概念,并引进了英美法系里“微罪不举”这一比较先进的理念。所谓“微罪不举”就是,媒体的报道可能造成了对公众人物名誉一定程度上的损害,但如果媒体没有捏造事实,公众人物应该“容忍”,而不应去追究媒体的责任。[18]在英国的历史上,为了确保信息公开和公民的表达自由,梅杰首相于1991年提出了“市民宪章”政策,以便于人们评价公共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施行相应的舆论监督。[19]1992年英国上诉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如果没有提出实际的财产损失或声称受到财产损失,一个地方行政当局无权就与其管理或治理的名誉有关的(批评)提起诽谤诉讼。如果非营利的公共机构得到此等权利,它就会窒息对其管理活动之公众批评的合法性,而且会因此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公约》第10条A款规定的表达自由相冲突。”[20]

   4.“大体真实”即正当的原则。[21]许多国家对新闻“真实性”作出不同的宽松规定。如意大利法院通常作出这样的判决,即如果作出的判断是客观真实的,记者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且对发表该内容存在·般的公共利益,则认为媒体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侵犯”是正当的。又如,西班牙宪法法院认为记者不可作出不真实的报道,但并非要求要“客观真实”,只要勉强地核对有关事实并对其准确性作出评判即可。[22]这些国家对涉及公务员名誉的新闻侵权案件中的言论“真实性”一般不会过于苛刻,只要是消息来源权威,如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以及证明传播内容的基本真实(影响事物性质的基本内容真实)即可。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四项司法原则给予公民言论自由倾斜保护的空间,政府针对公民的言论提起的名誉侵权赔偿之诉或刑事诉讼(诽谤)往往受到高门槛的限制,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难以胜诉。这种倾斜保护维护了言论自由对于公共利益和民主制度的重要价值,使得公民摆脱承担侵犯政府名誉权之法律责任的恐惧,充分、自由地进行思想博弈,发挥监督政府的民主力量。司法实践引导着政府名誉权向公民言论自由让步,以维护民主的根基。这些国家关于此类纠纷的典型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对于我国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我国公职人员名誉权的救济原则

   由于公职人员的名誉权纠纷涉及到公民的表达自由和公职人员个人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而公职人员的名誉权又包含着作为民事主体的权利以及作为公职人员的权利,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将之界分清楚的,但是名誉本身即公民对公职人员的实际评价中,各种权利的行使却交织在一起。因而公职人员名誉权受侵害的救济显得较为复杂,因此确立救济原则、明确救济范围,从而指导权利不被滥用、司法资源不被滥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对公务行为发表评论的自由。从公民的角度,由于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主要借助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来实现,因而表现出与公职人员名誉权相冲突的权利主要是以言论自由为核心。公民个人曲解政府的言论、新闻媒体的曝光、报导一旦被政府(更多情况下是国家公职人员)认为侵犯其名誉权,公民就有承担名誉侵权责任的可能。然而,这种“可能”应该微乎其微,这是国家机关、国家公务行为受言论自由制约的特殊性使然。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使应豁免于“政府名誉权”的侵权之诉、诽谤之诉,而不能成为政府维护名誉权的代价。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的法律。”

   从公权力的视角来观察,由于公权力必须服务于公民权利,政府作为言论自由的义务主体有宽容言论的责任。宽容需要政府的自觉自律,更需要法律在其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作出倾斜的选择,来促使这种“宽容”的实现。公民对于公权力的决定,可以严正地服从,自由地批判。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曾说,即使公民的批判和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也可以使这种制度受到考验,鲁莽的批评无损于良好的制度,只会使批评者自食其果。[23]

   2.保障公职人员作为民事主体享有的名誉权。“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公众人物纯粹的私人领域和隐私空间应该受到保护。”[24]公职人员也是如此,他作为普通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名誉权不应受到破坏。司法裁决应该免除公民对公务行为的议论或者曲解的责任,但是却不能听任对公职人员个人行为的肆意诽谤。一方面是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合理保护,避免挫伤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公职人员的公职身份使其名誉权必然受到较多限制,但是其名誉权保护的适当减损并非意味着其名誉权可以侵犯。

   但是对公职人员名誉权的救济仅限于个人隐私、个人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范围,在公务范围内的行为即使受到不公正甚至误解性的评论均不能由公权力予以救济。反过来,对于公民亦然,那就是对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予以侵犯或者侵害公职人员个人尊严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此时,法律追究的方式同普通公民的名誉权纠纷案相同,当然程度上有所降低,特别是在与公权力行使有关的个人生活方面。

   3.侵害行为的主观是否有恶意是判断应否给予救济的前提。从法律规定上看,确定为违法犯罪行为的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恶意。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里“捏造或歪曲”均是出于故意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侮辱罪和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均需行为人出于故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第26号)第5条指出:“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从公职人员身份的双重性来看,应该容忍公民的“无心之失”。对待不具备主观恶意而实际上造成公职人员名誉损害的行为,责任追究相比普通公民的名誉权受侵犯而言应该尽可能减轻,以避免打击公民监督的积极性,最终有损于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4.公职人员需证明名誉的实际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办)发[1988]6号)第144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3]第15号)第7条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第8条指出:“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名誉实际受损是救济的一大前提。在调整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各组织、个人之间社会关系时,国家机关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所以证明义务主要是由国家机关承担。作为国家机关中的一员,为了证明名誉权受到实际损害,公职人员需举证说明外在的评价是如何与自己的事实不相符合,以及如何使自己声誉受损。他具有潜在的举证义务,如果不能提出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被告明知该公开陈述失实或者对该公开陈述的真实性存在重大怀疑仍然将该陈述公之于众,那么作为原告的公职人员就不能向被告提出赔偿的要求。如若公民反应的或者表达的均是事实,并且是与公务相联系的事实,那么此时公务利害关系超越名誉实际损失本身。此时,诉讼变成了监督公权力行为的过程。实质上,公职人员的答辩既是获得公布真相、为自己挽回名誉的机会,同时也是接受公众监督自己公务行为的体现。

    

   五、需要纠正和防止一些片面或极端的观念和行为

   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将公职人员的名誉权保护优先于公民言论自由保护的观念或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政府官员的名誉权常常优先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曾有学者对我国公职人员名誉权纠纷案件作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当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以名誉侵权诉媒体时,媒体败诉率为71.68%;如果一般公民起诉媒体,媒体败诉率为62.16%。而在美国,如果公众人物为原告,媒体败诉率约为4%,一般公民为原告,媒体败诉率为24%。[25]这与立法保护不足有关,我国在言论自由的保护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有缺失的,如尚未有专门保护公民监督权利的法律法规出台,有关公民言论自由(主要是新闻自由)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行政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导致言论自由的司法救济困难。而公职人员名誉权的相关保护及其限制也付之阙如。

对公职人员名誉权优先保护的观念不仅仅是我国偏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传统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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