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思斌: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

更新时间:2005-07-08 00:21:39
作者: 王思斌  

  

  一、研究人际关系初级化对考察社会变迁的意义

  

  (一)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涵义

  

  人际关系初级化是笔者在库利所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人们之间的关系向亲密化、情感化乃至亲属性变动的过程和现象。在库利那里,初级群体是指人际关系亲密的群体,并指出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是其主要形式,其中又以家庭为最。在初级群体中,人际关系是友谊而非利用关系,初级关系是作为利他主义而存在的,在这种初级关系中人们寻得了安全与发展〔1〕。基于库利的界定,后来的社会学家一般认为初级关系是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与之相对应的次级关系则指非亲密的工作性关系,如同事关系等。在本文中,人际关系初级化是指原本属于次级的关系向初级关系变化的现象。这里不仅是指原来的次级关系在名份上变为初级关系,如通过结亲使一般关系变为亲戚关系,通过结拜而成生死之交;而且是指在名份不变的情况下,一般人际关系变得相当亲密的现象,即拟亲属化过程。比如一般工作关系因某些原因而变为朋党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是后者,情感因素加入进来,原来的事本主义也受到挑战,人际关系的性质向初级关系的方向变动,人际关系变得初级化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机制和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典型的有联姻、结拜、认干亲、拉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呼朋引类等。

  

  (二)本文的角度

  

  本文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讨论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同社会变迁的关系,具体说来即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几年来中国大陆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同人际关系模式变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受其享用文化的潜在指引,但是人们的具体行为又受他所处生存环境特征的强烈影响,即在文化模式的普遍影响下,人们依其对所处环境的理解而做出行为选择。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中国人的情境性格。我认为,40多年来,中国大陆人们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是社会体制的变迁,即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随着这些变迁的发生,人际关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这样,人际关系模式的变化就折射了社会的变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用结构和制度因素解释人际关系的变化,并进一步同已有社会变迁的理论相比较,指出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在分析和论证方法上,本文尝试用称谓和称呼(外显的和潜在的)来反映人际关系的特征。这样,单位等非亲属群体内人们之间称谓和称呼的变化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称谓和称呼可以反映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在某一情境下(如在工作场合)称谓或称呼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制度的变迁。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研究并非建立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之上(这是一个缺憾),而是企图通过访问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认识上述论题。

  

  二、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

  

  (一)改革以前人际关系的政治化

  

  进入50年代以来,为了在一个破败的国民经济基础上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强国,中国大陆逐渐实行了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其经济政策是不但对工业实行国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且对几千年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在行政管理上,中国大陆实行单位体制,即将全国大大小小的部门、机构变成中央下属的部件和代理人,垄断全部资源同时承担全部责任〔2〕。在社会动员方面,则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将人们裹挟到革命和建设的潮流中来。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各种运动和活动都浸染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或反修防修,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整个社会沿着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的轨道运行,并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一切事物都被置于政治的标准下进行衡量。

  

  在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处于主宰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人际关系上,中国大陆不断消减封建主义、宗法主义的影响,否定家族主义,推行集体主义,并沿用了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建制和制度。在单位内部和一切非私人领域,普遍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称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同志”。当时,中央曾明确指出在党内要摈弃等级制,一律称“同志”,以营造平等民主的工作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才能称“同志”,“同志”成为最珍贵的称呼。后来,“同志”也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单位,并随着被划定的革命队伍的大小而占据着其功能空间。但80年代以前,民主党派人士迟迟未能获得被称为“同志”的待遇。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成为首要问题的情况下,政治性的称呼甚至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可以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同志”成为中国大陆最流行的称呼,它虽然逐渐向更大范围延展,但其政治色彩一直未丢失。

  

  与此相对应,1949年以前我国社会中的某些尊称却丧失了它的意义,甚至被赋予贬意。比如“先生”这一称号,除了在知识分子圈内被用于学生对老师、后学对先行者的尊称外,在正式场合常被当作对不宜被称为“同志”者(如民主人士)的称呼。而在一些意见争论场合,“先生”还被赋予轻蔑的含义(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这种文法,在“文革”论战中被大大发扬)。另外,还有一些称呼被明显政治化,如“小姐”几乎被当作资产阶级“洋”小姐的专称,她们或出身于“黑五类”,或因思想、行为“轻浮”,不能与工农大众为伍而被排除在“同志”之外。

  

  纵观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20余年时间,原先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使用的称谓、称呼被沿用,而那些与之不同的称呼或因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消失(如“老板”、“东家”),或因缺乏工农大众的基础(包括思想感情),有封、资、修之嫌而被贬弃(如“先生”、“小姐”、“少爷”、“太太”、“夫人”)。至于“弟兄”、“哥们儿”、“姐们儿”之类的世俗性称呼,则因其太过庸俗、缺乏政治意味而被鄙弃。这样,整个社会流行的称呼变得相当单调,人与人的关系被政治化了。

  

  (二)改革以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变化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际关系初级化,而这是以整个社会的总体性变化为背景的。

  

  1.政治方面的变化。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大陆逐渐改变过去以政治斗争为中心、靠政治运动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做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先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接着是一系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活动,还有对生产力是第一标准的强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政治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党政分开改变了党组织管得过多、过细,将所有责任集于自己一身的状况,从而给行政部门以更多的权力。单位内部党组织“一元化”领导地位变为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行政领导成为责任主体,以前动辄以政治觉悟、政治表现来评判人的现象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以实际业绩论高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已远非“文革”时期那么神圣,甚至出于对“文革”时期濒繁的政治运动的逆反,社会中弥漫着远离政治和非政治化倾向。一些政治行为被形式化了,在一些它本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其作用大大淡化。这必然会对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

  

  2.经济体制及单位内部利益关系的变化。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经济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不但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变化,也表现为单位内部权利关系的变化。

  

  首先,从计划经济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进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受来自于行政的干预越来越少。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经济利益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或首要内驱力。

  

  另外,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作为国家整个大机器“部件”的单位越来越变为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经济状况(经营、创收状况)的好坏直接同每一个成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相联系,单位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单位(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经理(厂长)成为法人代表,并被赋予计划时期无法比拟的权力。承包制、优化组合、合同制都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在企业内部两种现象相互依存并互相制约:一方面,厂长、经理手中掌握着越来越大的用人权、资源支配和利益分配权;另一方面这些可分配的资源又必须由企业职工去创造。前者说明厂长、经理可以运用手中的资源去激励职工。后者则说明厂长、经理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下属的工作和认可。这样,支配性权威和接受性权威同时存在,但它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起作用。于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便会产生出来。

  

  应该指出,这种现象在行政和事业单位也并非罕见。财政包干体制的实行、财政经费不足和为奖金、福利而进行的“生产自救”活动,使单位成员找到了新的共同利益,由于利益不断微观化和具体化,单位内部原有的那种超然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和雇员,单位只是代表国家进行管理和分配,大家都基本上从国家那里领取由制度规定好了的那份收入和福利)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复杂的内部依赖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由于单位领导掌握有一部分资源,也由于职业流动的松动,于是在行政和事业单位支配性权威和接受性权威也同时存在。当然这不排除不同单位内部的权威结构会有明显差异。

  

  3.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有时是明显的变化。就其总体特征来说是由政治文化向工商文化变化,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向世俗文化演化。社会由政治取向向经济取向的转变唤起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可分配物质资源的短缺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使中国人的务实性格及利益追求的理性主义被凸显出来。一些人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变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开始以工具性的观点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另外,已往那种清纯高尚的同志式关系,虽未丧失其全部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单位内部资源短缺、利益提供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已不那么有力。人们开始寻找替代物,于是人们又找回“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古训。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行的“遇到困难找组织、找单位”的行为方式大有改变,个人的由亲属、朋友关系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人们越来越关心世俗生活,越来越关心物质利益,以致自诩为“人类精神思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也在改变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日益被物欲文化所笼罩。在社会文化向世俗化回复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经济上的先进伴随了文化的传播。在同外界进行经济交往的同时,西方文化、港台文化大举侵入,这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有突出表现。

  

  (三)从称呼看人际关系初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际关系的变化,表现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组织内生活各个方面。

  

  1.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人伦、重人际关系的。关于这一特点,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为了生活的需要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中所养成的基本关系,在生活向外推广时,被利用到较广的社会场合上去”,人们“时常可以有意地弯曲客观的谱系秩序,以示好感,甚至包括毫无亲属关系的人。”〔3〕这种拟亲属化或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在“文革”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扫荡了的。邻里之间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有的也被派系斗争、思想斗争所折断,人们之间出现疏离感。改革以来,随着非意识形态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珍视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追求日常生活中的愉悦与安全感。于是,在日常生活领域拉近同自己相关者的关系成为编织安全网的重要一环,拟亲属化现象自然而然地发生。这在描写平民生活的市井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曾轰动一时的王朔作品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2.公共场合称呼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领域状态是人世炎凉的晴雨表。人们在公共场合如何去对待陌生人,常揭示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层特征。

  

  以街头巷尾打听问路为例,人们之间的称谓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人们问路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同志”称呼。虽然其中没有了“文革”时期浓重的政治涵义,但其遗迹是清晰的。然而时隔不久,“师傅”潮涌向街头。不但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喊着“师傅”问路,就是一些城里人也觉得再不分场合地使用喊惯了的“同志”感到别扭,于是“师傅”也成了他们的街头招呼用语。当然,“师傅”这一称呼在“文革”时期也曾一度辉煌,当“工宣队”进驻某一单位时,“工人师傅”就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代名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43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