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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

更新时间:2005-07-08 00:21:39
作者: 王思斌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师傅”对“同志”的替代却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性关系的规避,而向世俗关系转向。因为在这里,“同志”反映的是以革命队伍为背景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平等关系,而“师傅”则是以个人交往为背景的、带有感情的非平等关系。“师傅”是尊称。通过自谦和抬高对方,人们力图获得对方的接纳,这里具有中国文化的痕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及港台文化的进入,“先生”、“小姐”等温文尔雅的称呼在知识界、“白领”圈内流行起来,并向外扩展成为在公共场所打招呼的用语。它既排斥了政治文化又超越了世俗文化,用非情感性的尊称去同人打交道,可以看作是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变的表现。

  

  与此同时,随着一些体制外的新职业群体的出现,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对这些职业群体的有特色的称呼。如称贩运者为“倒爷”,称出租汽车司机为“的爷”,称人力三轮车夫为“板爷”。可以发现,这些带有调侃意味的谑称,已经离政治性称呼相当遥远,是完全世俗化的。

  

  3.组织、机构中的人际关系的变化。组织、机构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正式关系。按照韦伯的观点,这应该是一种排除了感情和个人因素的工作关系。改革以前,中国大陆的各类组织和机构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的指导下,基本上贯彻了科层制的原则,但其基本动力或约束力量是政治监督和政治觉悟。在各级各类组织中,虽然不排除特殊主义和个人关系的存在,甚至组织内部存在派别,但是由于坚持不懈的政治教育、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坚持取消非组织行为的努力,因而就总体来说,与现在相比,改革以前组织内部的成员关系基本上是以较纯正的工作关系为主的。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方面即是由原来的管理型单位制向利益型单位制的变化。单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将其成员置于“同一条船”上。整体利益与部门利益、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领导利益与下属利益的交错重合强化着组织内部的分化与整合,也形成了领导同下属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格局。在这种关系格局中,领导者同下属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处于中心地位。由于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单位领导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稀缺资源去奖励那些对单位做出较大贡献的精英人物。这样,在单位制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单位中的精英人物对单位极其代表者(领导者)的某种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单位领导者来说,他的业绩甚至个人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下属特别是精英群体的效力。由此可见,领导者同精英群体的相互依赖既是工作层面的,也可能是个人层面的。而工作层面相互依赖的加深会扩展至个人层面,工作关系会变为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的杂合。久而久之,工作关系就会带上初级关系的色彩: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互相配合、互相“买帐”、互相关照被认为是“够意思”、“够朋友”,否则就是“不够朋友”、“不通情理”。与此同时,“哥们儿”、“姐们儿”、“弟兄们”、“爷们儿”等也进入企事业单位,成为相互称呼的用语。那些利益高度一致且又合得来的人们互称(或互视为)“哥们儿”、“姐们儿”,他们在利益上互相关照,工作内外互相支持。这些称呼也被运用于工作之中,例如,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布置任务或遇到困难时可以用“弟兄们多帮忙”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在遇有内部矛盾时,人们可以用“弟兄们好说”或“大家都是朋友”来化解。组织、机构中称呼的拟亲属化现象不但由共同利益所推促,而且改革以来我国企业在管理制度改革中对人际关系学派和日本式管理模式的片面吸收也对之起推动作用。在搞好内部人际关系的浪潮中,一些企业的成员之间相互称兄道弟几成时尚。一些部门中以“张姐”、“李姐”代替了工作中的称呼,有较好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的同事之间互称(互视为)“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应该指出的是,称呼的拟亲属化现象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也有表现。比如在学校中,教师在同学生正式交谈时常常说“我们是朋友”而回避师生关系。

  

  这样,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斥之为庸俗化、拉帮结派的称呼复活了,人们跨过工作的科层化进入世俗化,人际关系就这样被初级化了。

  

  4.人际关系初级化的范围与程度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农村,不少调查结果指出人们的通婚圈在缩小、村内联姻造成亲属关系浓密的事实。在城市,不但“内部招工”政策加大了单位(工厂、企业)内部亲属关系的密度,而且某些企业靠关系“优化组合”也强化着人际关系的初级化趋势。在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以亲属为骨干把持要害部门,并将朋友、知己拉入厂内,编织亲朋关系网者绝非个别现象。在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裙带关系日盛已成为人际关系初级化的另一景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大陆的各类组织都已成为亲朋的圈子和巢穴,而是指出人际关系初级化蔓延的事实。

  

  人际关系初级化是普遍的,但在不同性质的单位、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其程度又不同。

  

  一般说来,工商部门中的人际关系初级化超过行政机构和教育部门。工商部门与物质生产和交换直接联系,这些部门的成员之间相互求助和互惠的机会较多,再加上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与世俗社会联系较紧,较易受俗民社会的影响,容易形成初级人际关系。一项关于广州某重型机械厂的研究曾指出工厂内部存在着广泛的互惠关系。而且厂领导要站稳脚跟,身边常需要几个可称兄道弟的中坚分子〔4〕。这种事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而在行政机关和教育部门,其组成人员多为知识分子或管理干部,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党团员比较多,受正规教育较多,人们的思想意识品位较高,他们在言谈举止上多有“上流社会”的味道,不愿流于粗俗。尽管平素也“仁兄”、“愚弟、地称呼一番,但多止于形式,而真正世俗化地拉扯现象要弱得多。

  

  从年龄角度观察,善于称兄道弟、组成朋友圈子的多不在于年长者,而多发于“新生代”。年长者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时间较长,对职业规范的认同程度较高,对非组织化的人际关系不甚习惯,甚至有些厌恶。至今他们仍习惯于用“同志”等称呼,按社会所认正式规则同他人打交道。而“新生代”(从新参加工作者到各行业中涌现出来的较年轻的实力派群体)对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认同差一些,甚至有些反感,不愿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同志”等称呼。在相互关系中,他们也常用在原体制看来是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处理。这样,即使在工作关系中一些夹杂着个人情感的互动模式就会产生出来。应该指出的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非正式组织(如各类协会、联谊会)和靠共同兴趣聚集而成的“自由沙龙”对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初级化起到了环境支持的作用。这些群体营造着与组织内部的正式关系不同的氛围,养成着与原体制不同的文化,这也会影响到人们在组织、单位内部的角色行为。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年轻人、“新生代”参与“自由沙龙”等非正式群体的机会和程度高于年长者。

  

  这样,似乎可以说改革以来的10几年里,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但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之间又存有差异。大略地说,党政机关中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弱一些,工商企业中此类现象更普遍;受传统体制约束较强的部门和单位这一现象弱一些,远离计划体制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初级化更明显;大众社会比“上流社会”更流行初级人际关系;年轻群体比老年群体更看重人际关系初级化的价值。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它更加科学地被认定,有待于大量调查资料去证明。

  

  三、人际关系初级化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的寓意

  

  人际关系初级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和文化的含义,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变迁。

  

  (一)人际关系初级化与制度变迁

  

  从宏观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是在社会结构框架内的理性行为。社会的制度框架向人们提供了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并力图使人们的行为模式化。社会制度的控制力度不同,人们行为的划一性程度也不同。改革以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较具刚性,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分配方式呈单一性,加上高强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约束,使整个社会处于强有力的控制之中。与之相适应,人们的行为,包括人际交往只能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和方向上进行,划一的具有行政和政治意义的交往成为其主要方式。这样,整个社会取向的政治化造就了人际关系的政治化。

  

  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定向,即由政治取向转向经济取向,而且由于资源分配渠道的多样化导致了集中控制机制的弱化。不断增强的经济取向和经济利益微观化与不断弱化的行政控制相互作用,给人们留下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渐进式、多模式的改革向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在组织和单位内部,能力和关系成为人们达到个人目标的两个重要手段。而资源的非制度渠道的渗出或资源的非行政分配,又使人们趋向去搞好人际关系。于是单位内部的这种人际关系成为交换性的工具性关系。因为靠这种关系人们可以获得从体制和单位制度内得不到的利益。这样,靠这种关系获利者会付出对资源提供者的个人感激,资源提供者会获得即时的或预期中的良好的回报。这种关系在个人层面上被维持和创造、发展着,它带有情感性和特殊主义的特点,这样,人际关系被逐渐初级化了。因此,可以说社会结构的经济化、人们活动的功利取向和资源分配中行政作用的弱化,引发和促进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初级化。人际关系初级化既是对以往人际关系过份政治化的反动,又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

  

  (二)人际关系初级化与世俗化

  

  世俗化是与宗教的神圣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政教分离、宗教对艺术的浸染逐渐淡化,进而人们日渐用工具理性去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潮流〔5〕。实际上,世俗化不但发生于社会生活强烈地受宗教控制,而后人们走出宗教的笼罩面对世俗生活的行动,也发生于某种严密的、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撤消后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过程。人们不是受纯粹理想的意识形态所驱使,而是走出乌托邦面对现实。在改革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长期受强烈的政治气氛笼罩,政治标准被大大突出,政治价值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社会的日常生活被扭曲了。“破四旧、立四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思想政治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些都扭曲着社会日常生活的结构。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人们对改善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都减低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开始重新用非政治化的方式,包括用现实的、有人情味的方式去处理日常生活甚至工作。这样,世俗化大面积迅速发生。反映在人交往方面即是人们对感情、友情的向往和重构。“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际关系初级化被凸显出来了。

  

  (三)人际关系初级化与文化变迁

  

  人们的行为既受其面对的情境制约,又深受其享用文化的影响。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上层建筑中的不断革命扫荡了封建主义旧文化,并力图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此过程中旧的人伦关系模式受到冲击,具有政治色彩的同志式人际关系被大力提倡。改革以来,政治压力的减弱使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得以复苏。拉关系、重人情的传统社会交往方式不再顾忌被指控为庸俗而广泛盛行于社会生活之中。可以说,改革以来出现的人际关系初级化是以往被割断了的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延续。但是这种延续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简单继承。因为当今人们交往的社会条件已与传统社会有很大差异。具体说来,改革以来人际关系初级化是在社会向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为了物质利益而采取的理性活动。这样,如果说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礼仪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复归意味的话,那么人们在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初级化就不但具有传统意义,而且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转变。它是工商社会对农耕社会文化的借用和改造。或者说,改革以来人际关系初级化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继承性的变迁。再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反映了传统世俗文化与现代工商文化的杂合。

  

  四、人际关系初级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意义

  

  改革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化,由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变、社会生活由政治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表明我国社会正迈进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这种归纳没有错误,如果上述我们对人际关系初级化的分析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什么样的联系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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