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立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更新时间:2014-04-22 22:42:32
作者: 孙立平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

   (1)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

   (2)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3)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哪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4)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5)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6)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

   (7)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

   (8)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9)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418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