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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松:风险社会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法

——读贝克的《风险社会》

更新时间:2014-04-21 21:18:04
作者: 王贵松  

    

   风险是一个摩登的词。风险和摩登(Modern)却正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之《风险社会》一书的两个关键词。[①]如果要给出第三个关键词,我的选择是自省或学习。《风险社会》的读者常常关注的是前两个关键词;对于“学习”,则不甚在意。然而,面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学习”却是极为重要的因应之道,它为理解风险、预防风险、为可替代的未来提供了可能性,这对于法律、尤其是风险法制或安全法制亦有诸多的要求和启迪。

    

   一、贝克的“风险”

   人类自产生以来似乎一直与风险相伴,在抵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贝克理解的“风险”却是一个现代的词汇。不理解风险的现代性,就无法体验贝克解剖风险社会的深刻性。

   “风险”的词源,贝克认为可以追溯至洲际商船航行时期。那时,风险被理解为冒险,并与保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于第一批冒险家和商人而言,危险莫过于船的沉没。人们把个别遭遇定义为某一群体可能遇到的共同经历。于是就将钱存入一个共同的银行,如果发生了沉船事件,就可从银行中获取赔偿。人们把把某种损失描述为风险,同时描述为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风险是依赖于人为决定的。风险概念还包含着一种考虑,即把单个事件算作社会事件,而后力图用一些制度化的原则去使它处于可控制状态。[②]与此类似,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认为,“风险是个较新的词,它是在印刷品发明之后,从各种渠道通过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播进欧洲语言的”。[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将时间大致确定在15世纪。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认为,“风险”一词似乎在17世纪才变成英语(Risk),它可能源于一个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这个概念的诞生意味着人们意识到,未能预见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④]这种界定使风险一词与自然灾害区分开来。

   贝克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起的危害(hazards)和不安(insecurities)的系统方式。与早期的危险(dangers)相对,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怀疑这种威胁力量全球化有关的后果。(p.19)风险的对立面虽然是安全(p.56),但真正需要区分的却是与危险的不同。[⑤]贝克认为,如果要对风险概念作历史分类,则应区分风险概念和危险概念。危险适用于任何时期。人们认为,种种威胁都不是人力造成的,不取决于人的决定,而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集体命运或者神的惩罚,而且这样的威胁是不可改变的。与此相反,风险概念则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⑥]因而,在社会学上,“风险”不像过去那样通过“损害的发生概率×损害的规模”来测定,而是以“决定”(Entscheidung)和“归责可能性”(Zurechnenbarkeit)为基准,从而是作为风险/危险来区别的。在损害可归责于决定者自身时是“风险”的问题,而损害与自身的决定无关时则是“危险”的问题。易言之,在区别风险与危险之际重要的不是损害的发生概率,而在于损害是否因自身的决定而发生。[⑦]这种风险与危险的二分法,在德国获得广泛的接受。[⑧]

   风险因其现代性、社会性或人为性、不确定性、系统性、广泛联系性和因果循环性而区别于危险。生于1944年的贝克在1986年出版了《风险社会》,他之所以关注到“风险”,并“风险社会”来形容近代化以来的社会状况,与其所处的社会及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德国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环境问题的市民运动,后物质主义(反对物质至上)也逐渐发挥其影响力。受1972年石油危机影响,德国开始建设核电站,核电站建设成为激烈的政治议题,反核运动和诉求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也在渐次开展。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组建成绿党的全国性组织,并于1983年进入国会。在与急速成长的绿党的相互影响下,和平运动也将在德国配备的核弹危险视为问题。在这种情境中,《风险社会》一开始就提及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于1986年4月26日发生,震惊世界,更是在欧洲人心中留下了极大的恐惧。[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贝克开始反思科学与政治,构筑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基本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这本《风险社会》。他认为,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贫困饥饿大抵不复存在,但人为风险的威胁却更为严重,没有阶级差别,也跨越国界。贝克以散文式的笔调描绘了风险社会的样态(第一章、第二章),分析了风险给社会构造(第三章、第五章)、家庭(第四章)、劳动(第六章)等所带来的影响,从科学(第七章)与政治(第八章)的角度探讨了这种风险增大的缘由以及风险社会的应因之道。

    

   二、风险社会何以形成?

   现代化的风险何以能形成“社会”,风险的意义和力量何在,这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明乎此,方可寻求因应之道。

   (一)相对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将现代化(Modernization)[⑩]分为“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p.4)。[11]前现代化对应着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古典的现代化对应着工业社会,而反思性现代化则对应着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从传统社会以来的现代化虽然一直都在持续,但在连续的表象之下掩盖着非连续性,吉登斯称之为“现代性的断裂”。[12]概括而言,风险社会的形成意味着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意味着工业社会模式的解体。“阶级社会(也可以谓之工业社会——引者注)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p.57)藉由资产阶级革命解放了劳动者,藉由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社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社会上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引发了环境、生态、资源等方面的一系列危机,给植物、动物和人类自身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威胁。起初,国家和企业界只是将风险视作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忽视、回避工业社会不可认知的风险,依然依据权力关系和重要性的标准,对生产和财富进行分配。但面对着风险的全面迅速增长,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和企业界不得不反省,根据工业社会确定性的思维模式采取治理措施,去应对工业现代化不确定的风险,但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风险。风险社会由此形成。反思性现代化既是风险治理的动力,又成为风险产生的原因。

   “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几乎可以这样说,风险社会的格局的产生是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13]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中心论题是: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了问题”。 [14]

   (二)风险社会形成的两大要因

   那么,工业社会为什么会生产出自身“掘墓人”的风险,而为风险社会所替代呢?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工业社会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人类的理性思维也不断高涨。首先,在观念上,重视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人类的安全。“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中,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略。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而与之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虑。因此,风险的生产和对它们的误解在科技理性的经济独眼畸形中有其起源。它的视野被对生产力的好处所指引。”(p.71)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各国在风险规制的改革中广泛采用了促进产业发展与确保安全相分离的管理模式。其次,在制度设计上,采取的是控制思维模式。通过理性计算并预测风险,让人为决定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可以预见;采取预防措施,让本来无法控制的事情变得可以控制。然而,计算和控制风险的思维模式与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相悖的。“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只有到正常化之时——无论是超越了保险范围的工业发展的正常化还是风险探索和风险的感性形式的正常化——风险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以其自身的手段从内到外抵消和打破秩序问题才能辨别出来。”[15]再次,在政治上,走向了专家治国乃至专家统治。政治机构逐步加强了决策的科学论证,甚至只是去执行科学专家的意见。但专家统治的谬误在于:“还没有被认识的或者不能被认识的东西就不是有毒性的。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述就是,在有疑问的状况下,请保护不受人类的危险干预。”(p.78)但即便从纯粹的科学来说,科学的实验多以动物为样本来测试产品的安全性,而且只注重单个产品的安全测试,对人类可能的差异关注不足,忽视不同风险混合叠加对人造成的风险。科学一方面确定可接受的水平,进而允许某种程度的毒害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不付出任何智力上的努力去探究在协同作用中毒素的累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p.80)如此的工具理性应用于统治中,势必要产生新的风险。

   第二,风险界定和陈述的政治化。风险一直被当作现代化的“副作用”加以合法化,“可接受的水平”(诸如污染、毒害的可接受程度等)成了“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代名词。(p.76)在风险的界定中,也就是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水平,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与受影响群体的竞争性和冲突性的要求、利益和立场,它们被迫以原因和结果、策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一起去界定风险。很多科学家确实在以其客观理性的全部动力和悲情去工作,但他们的界定中政治成分和他们追求客观性的努力程度成比例增长。在他们工作的中心地带,他们继续在依赖社会性的、被规定了的期待和价值。你能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还可以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风险?预设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妥协的影响?应该接受发生一次生态灾难的可能性而去实现诸如经济的利益吗?什么是必然、假定的必然以及必须被改变的必然?为了处理文明化的风险问题,科学总是要放弃它们的实验逻辑的根基,而与商业、政治和伦理建立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更确切地说,是结成一种“没有证书的永久婚姻”。(p.p.28-29)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风险方方面面的界定和陈述都掺杂着利益,都可能充斥着谈判,进而付诸政治化的处理路线。风险界定在本质上体现为利益博弈。界定风险的社会关系(Relation of definitions)的概念是风险社会中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的平行概念。它们包括了建构身份和风险评估的规则、机构和资格,它们是法律、知识和文化的策源地,风险政治在这里被建立起来。贝克集中关注了界定风险的四种社会关系:“第一,谁将决定产品的危害性或风险的危害?该负责任的是风险的制造者,风险的受益者,还是公共机构?第二,涉及何种关于起因、范围、参与者等的知识或非知识的因素?证据必须向谁提交?第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然要处理相互竞争的知识和可能性,什么才能算作充分的证据?第四,如果存在危险和损害,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谁决定未来控制和规制的适当形式?”[16]谁有权决定这四种社会关系,谁就有权主导风险的界定。各种社会力量在这里展开政治角逐。贝克说,“哪里的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哪里的风险就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p.93)“哪里危险成为了常态,便预定了永久性的制度形式。在那种意义上,现代化风险为局部的权力再分配预备了空间——部分地保持旧形式的责任,部分地明确改变它们。”(p.95)

“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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