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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爱水: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

更新时间:2014-04-21 20:08:17
作者: 余爱水  
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反思甲午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必亡!弱军必败!怯战必溃!

  

   余爱水,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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