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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能否走新加坡之路?

更新时间:2014-04-16 16:53:54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它没有改变中国的基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就可以理解像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共产党人,特别是李大钊,主张去改变中国的基层,他们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980年代是个有活力的年代,可惜这种活力没有落地。1990年代之后,中国主要是在搞改革,大家都下海去了。

   陈浩南:经济发展了。

   姚洋:对。2000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在改革方面是有停滞的。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得很好。一个现代国家怎么去管理?我们党怎么来适应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我认为要更多地给社会组织以空间。在现代社会,普通人都会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我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掌握在别人手里。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这是共同的底线,哪怕“左”派也会同意。在这个底线上,我们怎么来组织这个社会?党和政府要给这个社会空间,包括允许乌有之乡的存在,哪怕它是极端的,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声音而已。

   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有一些搞政治学的人单方面强调国家的能力,即国家本身的能力,这就扭曲了原意。

   陈浩南:我们现在还需要怎样的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姚洋:抽象地说,就是要给社会放权,但落实到现实层面就很难,会有很多限制难以突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北大MBA要去参加戈壁挑战赛,4天要走120公里,强度非常大。他们就要训练,礼拜天下午就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跑步。但公园的人就会来管,说你们搞这种活动要请示。我一想,我们也没有妨碍谁啊?因为我们人数也不多,就三十来人,队员们跑圈,其他人只不过在中间发点补给饮料。但人家说不行,不能摆在这儿。我们说,那怎么办?人家说,你们到外面去我们不管,但是在里面,就必须要搬走。

   这种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维稳吗?我又想不明白这跟维稳有什么关系。

   所以,一落实到现实层面,就会发现有难度了。政府也在说,我们要支持社会组织,有些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政府购买它的服务就行了。但是,真正一做,你就会发现,又不行了,会遇到很多的阻碍。要真正落实,我想肯定还需要很长时间。

    

   未来10年:民生+改革

   陈浩南: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现行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冲突?该如何解决?

   姚洋:威权体制和自由市场其实没矛盾,比如新加坡搞的肯定是自由市场经济,但新加坡实行的是威权体制。在拉美,很多独裁政府搞的都是市场经济,没什么矛盾。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是注意到底层社会的,它给底层社会很大的帮助,让大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拉美的独裁政府也搞市场经济,但那只是少数人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最终的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受益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动荡。所以,拉美的一些国家,老在左右摇摆,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我不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只能和宪政才是契合的,像秋风所说的那样。相反,在现实中,我却能找到很多例子,说明自由市场不一定要和宪政相配套。

   如果说威权体制和市场经济有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普通老百姓从市场经济中不能得到相应的好处。如果这个威权体制不是关注社会平衡,只关注少部分人的利益,那这样的体制可能很难维持下去,就像拉美那样。

   回到我们中国,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既非拉美模式,也不是新加坡模式。现在我们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就是十年换一拨领导人,基本上是十年一个政治周期。1980年代思想解放,1990年代搞改革,2000年之后解决改革的遗留问题。未来的十年,改革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民生也不会放弃,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把民生看得很重。所以,我估计未来的十年,我们的方向是民生加改革,两方面都会努力。

    

   民主体制并非天然没效率

   陈浩南: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在论证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威权体制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避免民主体制下的无效率。您怎么看?

   姚洋:我觉得民主体制并不是天然的没有效率。

   民主出现问题,是在苏东垮台之后。这可能跟西方推广民主的过程中,把民主简单化有关。其实,西方的民主是一部精巧的机器,是好几百年来,一步一步演化下来的,不是谁强加给它的,它也是比较系统的。西方民主在演化的过程中,保留了很多威权的特征,这是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一些威权元素,是很难运转的。

   比如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是任命的,但大法官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只要不愿意退休,就可以做到去世。有些人不到六十岁就开始任职,还要当三十多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却并不是民选的。即使对于民选出来的总统,也有一些默认的规则,总统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超乎体制给他的权力,可以自己先做一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来要求议会批准。比如,肯尼迪在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时,就明确地告诉苏联人,如果你派军舰拉着导弹来,我会派军舰去拦截。这显然是战争行为,如果赫鲁晓夫强硬一点,真把军舰开来了,就给美国将了一军,美国必须去拦截,一拦截就可能引发战争。所以,肯尼迪的做法显然有点超乎体制赋予他的权力,因为战争是要国会授权的。

   但是,西方在推广民主的过程中,把这个简化掉了,背后的东西都不说了,民主就成了单一的选举,让老百姓作主。所以,在全世界所谓的第三波民主中,有一个非常民粹的趋向。但是,这不是说民主本来就是无效的。民主其实是有很精巧的机制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民主运转下去。

   我们还老说威权体制集中力量好办事,我觉得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哪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集中力量办成了的?有人可能马上会说,我们能把人送到太空去。但是他忘记了,第一个登月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人家在民主体制下,早都做到了。此外,美国也做了很多大型工程,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做得非常成功,这样巨大的工程,在民主体制下,不也照样做成了吗?还有,美国的军事工业比中国强大得多,民主体制,不照样做得很好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要做好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个威权政府才行。我觉得这些都是伪命题,不能由此论证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做对了一些事情。中国做对的事情有很多层次。在经济方面,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是,我们比较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这当然跟我们国家的基础有关系,因为我们缺少资源,只能搞制造业,而计划经济时,我们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还有一方面,我们比较重视科技,科技投入的力度非常大。在教育层面,跟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或同等收入水平国家比,我们的教育要超过它们。在政治层面,我们的政府是比较务实的,也有一些人文的关怀,它搞市场经济,追求经济增长,但同时没有忘记普通百姓,这有点像新加坡李光耀搞的那一套东西。

   所以我的总结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得比较好,是因为它保持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态度,没有成为少数人的代理人。

    

   “我担心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根本做不起来”

   陈浩南:据我看到的材料,新加坡实行的也是混合所有制,而且不以私有制为主导,因为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称之为“政联公司”)在经济中占到的份额达到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但新加坡的国企,和我们的国企不一样,并不能得到政府的特别优惠政策,而是和其他私有企业一样在市场法则下运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但没有提到国企改革,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姚洋:我觉得搞所谓“混合所有制”,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搞--它遵循了市场原则,国家或者政府只是出资人的角色,整个运作有现代的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它是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这样一来,政府就不会有超权力。

   但在中国,我第一个担心的是混合所有制根本做不起来,因为政府还要掌握控股权,还要控制企业。一般的民营企业家,谁愿意把钱给国有企业,然后自己做一个小股东任人宰割?我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这些企业分红又很少,基本不分红,你去了之后干什么?

   再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样改下来,我们能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央企的行政级别给取消掉?央企的领导人能不能是在市场上招聘的,而不是中组部任命的?这是关键。如果搞混合所有制,央企的领导人还是中组部任命的,这是没用的,最重要的不是所有制的变化,而在于谁是一把手。

   如果由市场来决定,哪怕企业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也都是可以的。领导人是由市场原则决定的,干得不好的话,市场就会把你淘汰掉。但是,我估计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政府不会把这个权力放开的。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是越管越严,而不是越管越松,老总拿多少钱,下面部门拿多少钱,都是有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怎么去改?

   陈浩南:可否这样理解,现在关键不在于混合所有制,而在于我们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是否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行?

   姚洋:对,说白了就是治理模式要变。如果治理模式不变,光一个股权改革,也是白搭的,政府要彻底放权。

   陈浩南:那新加坡这种混合所有制,对我们还是有很大借鉴作用的。

   姚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的。但是,我们的国情在这点上,和新加坡非常不同。新加坡政府不太可能去任命一个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到市场上去招聘的,工资全是市场决定的,而我们就不可能。你要这么做了,谁都想去当国企的领导人了,又是副部级干部,同时还能收入好几百万、上千万,谁不愿意做?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有一个不成文的合约,因为国企领导人是局级的、副部级的,甚至有的是正部级的,所以你的收入就应该少一点。因为你有行政级别,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这个级别待遇。这是没有说出口的一个“潜规则”。

   陈浩南:说混合所有制,厉以宁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民营资本机制灵活,敢于冒险创新;国有所有制的好处是资本雄厚、人才济济,但创新能力不够。混合所有制能够把上述两类情况的优点发挥出来,资本控制力也强。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姚洋:这个我觉得理论上没有错,但关键的问题还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能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如果民营资本进去了,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它根本就改变不了国企。我们这些大国企,资金量太大了,要多少民间资金进去才能把它稀释掉?民企进去,也只能是一些小股东。现在国企上市公司的运作,和没有上市的国企,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因为国有股占大股。

    

   对改革的三点担忧

   陈浩南:您曾提到三点担忧:“一是国企如何定位,如何改革;二是政府到底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三是如何监督政府。”能否从这三点出发,谈谈我们和新加坡的区别、我们的政府下一步需要的行动?

姚洋:第一个问题,我们对国企的定位,是要它执行国家的战略目标。有了这个定位之后,要把它改好,是不容易的。当然,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定位对不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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