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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更新时间:2014-04-15 21:48:59
作者: 马军  

  
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1]。笔者现依据吴国桢已刊及未刊回忆录[2]等一手材料,试图勾勒一个吴氏眼中的周恩来,并着力反映两人几十年间友谊和苦斗的交织。

    

   一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3]。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4],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5],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7]: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9]。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10]。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11]。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12]。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13]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14]。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15]。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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