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童兆洪:民事执行权若干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4-04-14 22:48:25
作者: 童兆洪  

    

   在我国,民事执行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人民法院确立审执分立制度后,由理论界提出来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对民事执行权作出规定。近年来,随着执行理论研究和执行改革的深入,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逐步认识到,民事执行权理论是执行理论研究和执行工作实践的基石,研究和把握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与定位,对于科学建立执行体制,合理设置执行机构,实现民事执行程序的独立价值,指导执行改革乃至强制执行立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民事执行权性质

   行使强制力实现民事请求权给付内容之权能,谓之强制执行权[1]。民事执行权属于国家权力范畴,由国家统治权派生而来。但是,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未对民事执行权进行明确定位,加之民事执行的复杂性,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对民事执行权性质颇有争议。其中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事执行权的主体属性学说,二是民事执行权的国家分权(分工)属性理论[2]。

   关于民事执行权的主体属性,主要有三种学说:[3]:一为债权人说,认为债权人是民事执行权的主体。由于权利的实现禁止私力救济,债权人不能行使执行权,故委托执行机关为之。二为国家说,认为国家是民事执行权的主体,故权力系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债权人请求国家对债务人行使执行权。三为折衷说,认为国家是民事执行权的主体,但国家将其让与债权人行使,而债权人又委托执行机构行使。上述三说以国家说为通说,笔者亦赞同此论。民事执行权是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国家以一定的程序授予执行机构行使,没有国家的专门授权,任何机关都不得行使民事执行权,没有民事执行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所为的执行行为无效。

   关于民事执行权的国家分权(分工)属性学说主要有三,即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和司法行政权说。

   1.司法权说。持此说者认为,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民事执行权由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专属行使,而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行使司法权,执行工作又是审判工作的延伸,依附于审判工作,故执行权应包含在审判权中[4]。“民事执行指的是为了强制地实现民事上(私法上)的权利,或者为保全其权利而设立的制度及审判程序。”[5]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以权力的行使主体为界定权力性质的惟一标准,并不十分恰当。首先,法院行使的不都是司法权,法院确实是国家审判机关,但法院行使的权力却不尽是司法权,如果仅从权力行使主体的角度来界定权力的属性,那么法院的人事任免权是否也应归入司法权?其次,司法权的本质特性是判断权,具有被动、平等、中立等特征,属性单一。而民事执行权既包括属于判断权的执行裁决权,又包括不同于判断权的执行实施权,属性并不单一,显然与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有区别。实际上,民事执行与司法裁判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活动。[6]第三,法院执行的依据是生效法律文书,并不仅限于法院裁判文书,还包括公证债权文书、行政处罚决定、仲裁裁决书,等等,故执行工作并不当然是审判工作的有机延伸。第四,从国外强制执行立法看,执行权并不都由法院专属行使,如英、美等国是由地方司法行政官员负责执行,法国则是由独立于法院的执达员执行,德国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执行法院和执行员两个相对独立的机关,执行员因债权人的委托而依法独立实施执行行为,无需执行法院授权,也不受执行法院的干预。可见,执行权并非必然由法院独享,故不能因实施机构的不同而使民事强制执行在不同国家就具有了不同属性。[7]

   2.行政权说。持此说者认为,作出司法判决是司法行为,而执行判决却是一种行政行为;[8]民事执行权不是司法权,因为它不符合司法裁判权的任何一个特征。相反,执行更加接近行政管理活动,属于司法裁判过程审结后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活动。[9]这种观点认为执行工作不同于审判工作,民事执行权属国家行政权范畴。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强调执行工作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注意到了执行行为区别于审判行为的行政性和非诉讼事件特征,但其缺陷在于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执行行为正当性的最终来源是审判(审查)行为的正当性,而非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执行行为是实现司法救济的基本手段之一,是审判(审查)行为的保障措施。把民事执行权定位为单一的行政权,实际上是将民事执行权等同于其基本权能之一的执行实施权,而忽视了执行程序中必不可少的、客观存在的司法裁判行为。如德国有关强制执行法律规定当事人对执行员实施执行行为时应遵守的程序、执行的种类和方式等,可以向执行法官提出申请、异议或抗议,执行法官可对此作出裁判;我国现有的民事执行制度亦规定了对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处理执行异议等涉及案外人实体权利处分时,应予审查并作出裁决。这些裁决和审查行为显然不属行政行为。

   3.司法行政权说。持此说者认为,民事执行权是执行机关行使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私法上请求权的公权力。从其属性上分析,民事执行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综合体。[10]民事强制执行是一种以保证人民法院实现其司法职能为基本任务的行政行为,即司法行政行为[11]。司法行政权说又分三种,一是司法行为本质说,此种观点认为尽管执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政行为特点,但从整体上看,执行行为依然是一种司法行为;[12]二是行政行为本质说,此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种司法行为,但它是与司法行为有密切联系的行为,在由法院为执行机关时,它是由司法机关实施的一种特殊行为[13];三是并行说,此种观点认为民事执行权在国家分权属性上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在执行工作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复合的独立的完整的强制执行权[14]。

   笔者认为,司法行政权说的三种观点充分考虑了执行行为与审判行为的内在联系,兼顾了民事执行权行使过程中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的双重特点,较之司法权说和行政权说对民事执行权属性的单一界定是一大进步。就我国民事执行权属性的定位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行政行为本质说。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民事执行权的分配目的看,国家将强制执行权赋予人民法院行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生效法律文书中所规定的权利。这种“实现”,固然也有需要裁决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实施”。从这个角度讲,裁决只是为达到顺利实施目的的一种手段和保障。如果将执行过程中裁决权的司法权属性提升,势必将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混为一谈,那么执行局的设置、执行工作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指挥就显然与法治的原理相悖。因此,从国家权力分配目的看,司法权显然不是执行权的主要属性。

   其次,探析民事执行权的属性。一方面要注重强制执行权本身的权力性质,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我国既存的国家权力分配现状。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主次方面的哲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在民事执行权中,确实既存在查封、扣押、划拨等单纯的执行实施权(属于行政权范畴),又存在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等执行裁决权(属于司法权范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性质兼而有之,但这种权力属性并不是等量的。从执行工作实际看,在生效法律文书实现的过程中,法院执行机构大量行使的是执行实施权,如查封、扣押、划拨等,属行政权范围,这是强制执行权的常态表现。而只有在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等少数情况下,才需要行使执行裁决权,属非常态表现。因此,从民事执行权的常态表现来看,行政权的属性明显强于司法权的属性。

   第三,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审判权。审判程序中强调的是两造对立,平等地进行攻击和防御,法官则保持中立,公平地确定和解决民事纠纷。而民事执行则以强制实现已确定的权利关系为目的,其前提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得到确认,执行的内容和对象明确。执行程序一旦启动,执行人员应主动穷尽强制措施,限制和剥夺被执行人的财产权以达到执行目的。执行程序中执行当事人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不负有义务,债务人无权对抗和削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请求,必须容忍执行人员的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民事执行权“是人民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一种辅助性权力”[15],传统的民事诉讼法是把民事执行程序编入诉讼程序中,但这一立法体例并不能抹煞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和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16]

    

   二、民事执行权的功能及价值取向

   (一)执行权的功能

   审判权的功能在于确认、宣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任务是通过既定的程序产生明确的结果,因此它追求的目标是程序和结果的正义性;而民事执行权的功能在于确保已被法院裁判的权利,它以迅速、不折不扣地实现已经被宣告的权利为目标,其要义是及时保护权利者的利益或者为受到损害的权利提供切实的救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秩序[17]。具体而言,民事执行的功能主要有三:

   1.保护私权,保障权利实现。民事执行的重要任务是保护私权,即民事权利。权利可分为三种,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18]。保护权利的过程就是从应有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审判程序结束后,当事人行使执行请求权之前,法院裁判确定的权利状态属于法定权利。当执行程序结束时,法定权利才转化为是实有权利,只有当权利处于实有状态时,执行法律关系才归于消灭。执行权的行使以实现私权为己任,使应然法律效力变成实然法律效力。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运用公权力亦不能使应然法律效力变成实然法律效力,则国家以公权力实现私权的目的和任务都要落空。因此,只有当执行权真正担负起保护私权、保障权利实现的职责时,才能使人们建立起对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和信任感,从而实现实体法律的价值。

   2.效力宣示,维护法制权威。执行权不仅对执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强制、规范和制裁作用,而且对未参与执行程序潜在的、可能的参与者也有着震慑作用。使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遵守法律规定,必将面临强制执行或者受到民事制裁。这种威慑作用实际上宣示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体现了执行权的宣示功能;生效裁判必须履行,否则会以国家强制力强行实现。这种效力宣示使义务人感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压力,可以敦促其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打消逃避甚至抗拒执行的想法,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制权威和法律尊严。

   3.平衡整合,评价执行风险。执行程序中,民事执行权的理性行使,一方面通过强制执行,使程序参与者受到程序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为其合法权益提供程序规则的保护。首先,民事执行权的存在,为当事人提供了理性地选择实现权利的合法途径,通过私力救济的可能性减少,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冲突和心理冲突,使纠纷各方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其次,在国家权力和当事人之间也找到了平衡的机制,使执行权咨意行使而侵害合法权益的可能性降低;第三,执行程序要件的满足,既穷尽法定执行措施而未果时,可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对其不利的后果,自觉承担因执行风险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执行权的平衡整合功能。[19]

   (二)执行权的价值取向

民事执行的价值分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外在价值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即以执行权的行使为载体,实现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内在价值是民事执行本身固有的实现民事执行目的的内在品质,这些品质不依附于执行结果而独立存在。探讨执行权的价值取向,侧重于研究民事执行的内在价值。 执行权的性质决定其价值取向,其具有的行政权属性和司法权属性决定了执行权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公正与效率。执行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它们在执行中既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又相互依存,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395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