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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亲历”文革》前言

更新时间:2014-04-11 21:37:27
作者: 董国强 (进入专栏)  

  
写在前面的话

   你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你想知道“文革”运动对于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吗?你想知道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地位的人是怎样卷入“文革”运动、并在其中主动扮演或被迫扮演各种角色的吗?你想听听“文革”期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离奇古怪、充满着辛酸甚至血腥的故事和笑话吗?如果是的,那就请翻翻这本书吧。

   这本书是我从数十位南京大学“文革”亲历者的访谈记录中精选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又极富可读性的十四篇。这个大规模的访谈计划原本是我从事南大“文革”专题研究的一项前期工作。我现在将这十四篇访谈记录整理出来单独发表,主要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访谈内容十分有意思,希望与朋友们分享。

   之所以说这本访谈录十分有意思的,首先是由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历史事件(当然,北京宫廷政治氛围中的“文革”同样有意思,只是我们现在无缘深入了解它)。它几乎囊括了一切戏剧性的要素,其中既有悲剧的,也有喜剧的。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这本书无疑是这种说法的一个有力注脚。我们身边的日常社会生活之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显得是那样的单调乏味,乃是因为一般人通常缺乏“发现”眼光和“幽默”意识。而这本书中所汇集的这些访谈对象,不但有着异乎常人的发现眼光和幽默意识,而且具有天赋的叙述才能。当他们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的时候,那些故事竟然是那样地摄人心魄,讲到动情之处,情景描述和对话复述是那样地绘声绘色,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由此我敢断言,如果你对“文革”真正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这本访谈录一点不比那些畅销小说来得逊色。

   不过如果仅仅将这本书当作一本故事书来读,把书中的那些故事和笑话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这本书所汇集的访谈对象不仅是“文革”亲历者和很好的故事叙述者,而且是具有广泛人文通识的长者。他们都毕业于南京大学(其中三位年过八旬的访谈者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是南大前身“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友)。他们的年龄在54岁至83岁之间。此外,除了耿昌贤先生后来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其他十三位都长期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任职。他们学术造诣精深,研究成果丰硕,在相关研究领域拥有很高的声望。[1]当他们以学者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犀利眼光剖析历史事件的时候,当他们用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的眼光对那些奇怪荒谬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之后,历史的瞬间似乎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关于历史的言说也就具有了丰富而广泛的思想意义。

   这本书的炮制,乃至于我关于南京大学“文革”的微观实证研究的整个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次偶然的对话。2005年春天我在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上“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课程的时候,专门谈到了“文革”问题。当我用了几周的时间对“文革”的历史作出概述以后,蒋宝麟同学问我:“董老师,我们南大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怎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当时使我非常尴尬。因为当“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主宰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著述以后,我们常常忘记了“元历史”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的东西。领袖人物和各界精英的思想言行固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普通人身边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也是“历史”概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特别是在我们致力于理解和阐释“文革”这样一个卷入了亿万中国民众的历史事件的时候。

   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意识的生物,只有当某种思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以后,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千百万普通民众的想法和言行无疑是“历史”概念中更本质的内容,如果没有他们的“合谋”,领袖和精英们的历史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那么这些普通民众在“文革”爆发时的生活处境和思想状况如何?他们怎样理解和应对来自上级的政治号召?在错综复杂的群众派性斗争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关于“文革”的叙述和阐释必将是苍白无力的。

   以南京大学为个案研究“文革”,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首先,从全国范围看,南大的“文革”群众运动爆发得很早,在时间上仅次于北大。1966年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南大当天就发生了“六·二事件”。其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反革命黑帮》和新华社长篇电讯,对南大“六·二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将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黑帮”。这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舆论导向,对于各地“文革”的发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三,南大校园始终是江苏省“文革”风暴的风向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最初诞生于南大的群众性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与“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在运动初期被称为“江苏‘文革’的发动机”。“一·二六夺权”以后,这两个组织又成为江苏地区派性斗争的两大壁垒,江苏各地许多部门、行业和基层单位的群众派性组织都唯南大两派马首是瞻。第四,南大两派群众组织的领袖在运动期间与中央高层和江苏省的主政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个人政治命运的兴衰沉浮,不仅比较直观地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党政机构与民众组织、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矛盾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还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对这些矛盾因素的深入考察和理论诠释,无疑将大大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文革”概念的理解。第五,“文革”后期发源于南大的南京“三·二九运动”(即1976年春的“南京事件”)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深入解剖这个事件,可以明了“文革”后期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和“文革”运动难以为继的深层次原因。基于以上各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对南大的“文革”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实也就对外省“文革”群众运动有了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

   这本书在创意和体裁方面直接受到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启发,不过基于采编者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价值取向,本书显然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著述的烙印。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具体操作问题,我非常赞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即“口述历史”论著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亲历者所叙述内容的一个简单记录,而应该是历史学家和亲历者之间的一种合作。历史学家在这种合作中的能动作用,就是要根据他对相关历史背景的了解,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以彰显整个访谈的思想主题和学术价值。其次,历史学家还要为亲历者提供一个详细的历史背景清单,借以刺激亲历者的记忆链接,促使他们尽可能详尽地回忆起有关的事实。第三,历史学家还必须努力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促使他们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尽可能完整、详实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认知的一个实践。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基本定位是:在普通读者那里,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文革”通俗读物;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那里,这是一个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口述史料汇编。

   在采访和选编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本书的访谈对象包括了基层单位中的“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等几种基本类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也不一样。[2]从他们各人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隐约看到那个时代的整体面貌,看到南大“文革”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个性化的东西,反映出各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当我们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时候。

   在对原始访谈记录进行编辑、剪裁时,我注意兼顾叙述内容的趣味性,但取舍的首要标准是其真实性。其中涉及的许多具体细节,都由我和访谈对象依据现存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核实。现有的文本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考虑到这些错误既可能源于访谈对象的记忆混淆,也可能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大众信息传播的混乱情况,所以我没有在正文中直接改正,而是采取注释的方法加以校正。

   对于“口述历史”,人们经常提到的质疑包括:我们的访谈对象所叙述的内容的可信度如何?换言之,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相关事实有所保留或者有所歪曲?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不免发出以下的追问:这种疑虑难道仅限于口述史吗?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的邢小群先生曾经指出:“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1)

   根据平素对他们的了解,我个人相信:第一,这里选出的访谈对象对这个访谈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完全没有利用这个访谈发泄个人怨恨的主观诉求。第二,这里选出的访谈者多是各自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翘楚,他们早已功成名就,完全没有必要借这个访谈来达到宣传个人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访谈,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探究真相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关于“文革”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历史作一个见证,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关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可信的记录。他们不仅拨冗接受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酬劳的访谈,而且非常认真地校阅了我们整理的访谈记录,有的记录稿校阅、修改达到三次以上。他们或许还有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没有讲出来,但是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这些访谈记录之间的互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所陈述的那些事实是基本真实的。至于一些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毫不奇怪的。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些不同看法,正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观点,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在于探究“历史言说”本身的“真”、“伪”,而在于探究这些“历史言说”是“怎么说”、“何时说”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说”。在不同的“历史言说”的背后,同样都折射着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2)从这个观点出发,即使这些访谈记录存在某些疏漏和歪曲,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问题不在这些资料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它们。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将这本草草编就的访谈录呈现给大家,还基于以下认知。正如邢小群先生所言:“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这本访谈录出自一批学养深厚并极富人文关怀的专家学者之口,其中不但有相关史实的陈述,也包含各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推断和追问,带有很强的学术探讨性质。在当下国内相关史料和史论研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本访谈录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3)

“文革”是一个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进程反复多变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对于很多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而言,要厘清其起因、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文革”前中期数量众多、并且始终处于不断分化组合过程中的群众派性组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对南大“文革”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进程缺乏基本的了解,在阅读这本访谈记录时不免会产生一些混乱的印象。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对南大“文革”期间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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