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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

更新时间:2014-04-11 09:52:48
作者: 秋风 (进入专栏)  
。”⑩

   揭穿经、子的伪装,令其不能再妨碍新时代,也是“古史辨运动”的文化政治目的,顾颉刚曾非常骄傲地宣称过这一点:

   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11)

   两人的自白已非常清楚地说明,替代经学而兴起的现代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明确的文化政治目的:摧毁古典价值和知识体系。它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件重要武器。也就是说,现代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宏大的现代意识形态构建规划中的组成部分,且为基础性部分。

   这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学最令人迷惑之处:一方面,它高举“科学”的口号。胡适等人特别强调自己所用方法之科学性,为此,不惜把“乾嘉汉学”夸耀为所谓科学方法。然而,这些历史学的现代创始人又毫不掩饰其意识形态偏见,公开宣称自己是古典及其知识体系之破坏者。这一点也许并不奇怪:在20世纪,作为一个政治口号的“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正是现代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性质,令其在20世纪辉煌一时。现代中国的诸多文化、政治力量试图构建现代国家秩序,为此,它们通常致力于摧毁传统。此时,现代历史学有了用武之地:它被用于论证彻底摧毁中国传统的激进破坏、变革之正当性。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以这样的历史学论证自己反传统之正当性,当然,它本身就是反传统最为锐利的武器。发动社会、经济革命的政治力量则以现代历史学论证中国必须按照一定既定的规划完成革命的正当性。这就是围绕着“社会性质大辩论”而展开的现代主流历史学之功用。可见,现代中国历史学之繁荣,主要是因为历史学曾有幸依附于意识形态,而现代革命的时代乃是意识形态的时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识形态的衰落也带来了历史学无可挽回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史学回归常态,结果让人大为吃惊:常态之历史学显得异乎寻常的微不足道。

   这并不奇怪。现代历史学是先天不足的。现代历史学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它明确地宣称,自己追求所谓的真相,而并不关心意义。历史主义断言,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两者之间有截然的分界。在中国,中西之别更是畸形地强化了这种古今之别。因此,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当下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不必费心寻找这种意义。它只需追求客观真实即可。不幸的是,现代历史学围绕着所谓的“真相”所构建之知识,又根本不可能是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关于人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达到那种状态。于是,现代历史学两头不靠,它既不能生产客观的科学知识,又放弃对意义的追寻,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理念、价值、制度之构造,没有任何意义。

   现代历史学之开创者胡适本人就已证明了这一点。胡适之思想学术结构是一个怪胎,其价值与学术之间严重断裂:胡适被公认为自由主义者,他也经常这样自我期许。然而,胡适的学术工作与此价值几乎毫无关系。他的哲学史、《水经注》研究、白话小说研究、禅宗研究等等,都是“整理国故”式的历史学研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与他终生坚持的自由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关系。因此,胡适尽管被尊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却没有发展出一套支持自由之伦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胡适不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而只是自由主义宣传家而已。胡适本人就是整理国故式思维之第一受害人。

    

   三、主流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检讨

   第一,在现代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中,五经基本被忽略,由此导致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图景高度残缺。

   尧、舜、皋陶、禹、文、武、周公之治理活动中有华夏之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有五经。五经乃是古典中国之文献汇编,圣贤之行通过文字记载,呈现为文字表述之观念,所谓“道可道”。五经时代当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开端时代,也是最为重要的时代,因为,最为重要的中国政治理念、观念、思想,就形成于此时代,五经实乃中国政治思想史最基本之文献。现代史家即便不承认尧、舜、禹之人格性存在,至少也应承认,五经呈现了古典时代华夏之治理之道,或者说理念、想象。欲理解华夏—中国人之政治思想,就必须研究五经之政治思想。同样重要的是,经过孔子之整理,经过经学之渗透,五经之理念、价值、思想对孔子之后各个时代之理念、价值、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发挥着决定着作用。五经就是理解孔子之后各个时代之政治思想的钥匙,不理解五经,就无从理解历代政治思想。

   然而,现代政治思想史学科从一诞生就完全忽略五经。经过整理国故者与古史辨运动之宣传,五经露出了真面目,它们不过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其中并无常道,而不过是东周、秦汉人之伪造。因而,五经不过子学之汇总。而且,都是些不知名的人物。这样说来,五经的价值还不如子学。于是,现代中国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研究,抛弃了经学,而把重点都放在子学上——儒家也不过是子学之一种。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孔子开始,仿佛在那之前,中国就没有政治思想。最为权威的著作,如萧公权先生之《中国政治思想史》,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作如此处理。至于《诗经》,则沦为文学史研究的专门对象。(12)

   这样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图景是高度残缺的。它没有解释华夏-中国政治思想之开端,因此可以公正地说,此种范式对孔子之后政治思想史的全部讨论,都带有臆测成分,而不得要领。比如,对于诸子的讨论都是虚弱的,因为,诸子都是在阐释五经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图景的这种残缺,也引发了很多政治观念上的误导,比如,人们错误地把孔子、儒家当成诸子百家之一家。这种残缺也导致政治思想史研究对孔子之后经学的忽视,而这一知识传统,恰恰是古代政治思想之核心。离开每个时代的经学,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思想家之思想的理解,将是肤浅而不得要领的。

   第二,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导致其始终无法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的丰富世界中。

   首先是反专制之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范式。20世纪初,梁任公等人给传统政体贴上“专制”之标签;新文化运动则给传统中国之主流思想儒家贴上专制的标签。由此而形成启蒙主义之政治思想史范式,且影响极为广远。

   而20年代开始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主要是其苏俄版本,又给中国固有之政治思想贴上“奴隶主思想”、“封建地主思想”之标签,因而断定其是落后的、应当予以抛弃的。如此范式的政治思想史致力于分析特定时代之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历史局限性,总体上则秉持一种否定态度。因为它相信历史发展之阶段论,而一个时代必须有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意识形态绝不可能适用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时代。

   这两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流范式存在此起彼伏之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界,尤其是对公众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界,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范式开始成为主流。

   这两个范式具有共同点,那就是意识形态化。它们都无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本身,而只是将其当成实现自己文化与政治理想的一个工具。因此,它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前见”。比如,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启蒙主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致力于揭露中国已有之政治思想的专制性质,是20世纪反儒家、反传统之意识形态的主要编造者。

   这样过于狭窄而固化的视野让研究者完全无视中国数千年政治价值、理念、思想、观念、学术之复杂性、丰富性,其所得到的只能是异常简化的、乏味的图景。正是意识形态性质让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丧失了学术的生命力。

   第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之基本思维框架是肤浅的中西对比,研究者普遍以外部视角看待中国,而形成一套扭曲的批判性知识体系。

   20世纪中期的主流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一种西方的理论大刀阔斧地切割丰富的中国政治思想世界,为论证那种理论的普适性而撰写几个脚注而已。

   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史范式始终在或明显或隐含的中西对比框架中展开,它是从西方看中国。然而糟糕的是,此范式之研究者对西方通常缺乏深入了解,忽略西方历史之演变,而采取一种化约主义策略,把具有悠久历史、因而发生过诸多变化的西方化约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西方。同时,这一范式的学者也普遍忽略现代西方之复杂性,而想象一个一致的纯粹现代的西方。比如,他们仅注意到反宗教、反传统之西方,对欧美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则视而不见。启蒙主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以这种不完整、扭曲的西方作为标准,衡量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自然催生出诸多反历史的荒诞结论。总体而言,它具有十分明显的拒斥与批判中国固有政治思想、尤其是主流的儒家之价值倾向。

   目前的学院历史学研究中,则有非常明显的“汉学化”倾向。也即,专家学者们追捧欧美研究中国历史、政治思想史之汉学家最为时髦的概念、见识,用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上述三种研究范式的共同特征是外部视角,不是从中国看中国,而是从外部看中国。研究者不能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的世界,而是站在其外。这种外部视角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因为,研究者已经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已死,因而只具有从外部解剖之用,而无需进入其内部,与古人对话,探究几千年间中国人的知识、见识和智慧。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已死,现代中国人的责任就是以欧美的政治思想塑造中国,故研究者必以欧美政治思想作为标准,以之判断中国政治思想,唯一的区别是不同的人取欧美之不同思想而已。

   第四,逆向的中国特殊论导致中国政治思想之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瓦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取消了自身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它总是特别强调“中国”二字。欧美的政治思想史论著通常并不标明自己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者“欧美”政治思想史——比如,萨拜因的政治思想史名著题为《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史名著题为《政治哲学史》。这种命名体现了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政治思想之普遍性甚至永恒性的信念。

   与此形成对比,现代中国学人所编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一定标明“中国”二字。这一点清楚地显示,研究者相信,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仅仅是中国的,而不具有普遍性。而普遍性信念之匮乏,根源在研究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永恒性的信心之匮乏。

   今人研究此前的政治思想,自然会有一种历史主义心态。中西对比则有刺激作用。这两种观念混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中国学者断定,对于追求现代目标的中国,20世纪之前的中国政治思想毫无意义,甚至更糟糕,只具有负面意义。因此,标注这种政治思想为“中国”,不仅标注其为特殊的、地方性的,也标注其为专制的、落后的、应予抛弃的。现代之前的中国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具有任何普遍性,也不应当具有任何永恒性与普遍性。相反,它必须为真正的普遍性,也即西方的、现代的、普遍的政治思想让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在隐含的中西对比框架中展开,而它提供给政治家和公众的基本政策结论是,用西方政治思想全面取代中国固有政治思想。

   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沦为现代中国的立法者、学者公众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之预备性学科。它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是为人们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开辟道路。而在进步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范式中,中国人接受西方政治思想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义务,因为,西方政治思想是进步的、现代的。

由上可以看出,当代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之间的重大差别:欧美之政治思想史虽受历史主义影响,但尚未被其支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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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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