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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郑文:夹边沟“右派”劳改营

更新时间:2014-04-09 23:52:42
作者: 张雄   郑文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在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道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生于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夹边沟,他颇为怀念红色年代劳动竞赛的火热干劲:“那时人是多么有力量,现在的人可吃不了这苦了。”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包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睾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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