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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涤:中国经济学人的新课题

更新时间:2014-04-08 23:56:36
作者: 孙涤  
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同样的shock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国内的经验。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福特基金会是学会初期最主要的赞助机构,主持其事的盖斯纳主任是日后颇有名气的美国财长的父亲,小盖斯纳还在北京游学了一阵子呢。他们忧虑"六四"以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敦请学会--对两边都有了解的会员去做一个评估。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当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不过,市场带来的纠结也始终存在。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打工,就去听了E.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高级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当时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开,学界和业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并没有一面倒,他告诫学生,要关注规制和解禁在现实世界的博弈历程,成效如何还在于"度"的合理把握。后来我在德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给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1980年代留美的经济学生想必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对峙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藉口或粉饰。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底,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

   在替学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多了机会,考察美国深层次运作的潜规则,这是教课书里读不到的。当时美国在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上争议极大,尤其是1989年,官方和民间都汹汹然,我在会长任期里,颇受到压力。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那里,有不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制裁中国的要求。我们理事会定出了约束:任何会员不得以学会名义参加这类活动,而作为个人,务必本着学术的严谨和自己的良知来审慎对待。本人在回应这类要求时总是秉承这个原则,坦诚告知对方,我们的会员中有不少的确具有作证的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证会员个人的证词一定会符合要求方预设的立场。事实上,不少此类要求临了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会员也都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这给我相当深刻的教训,在博弈竞争中人们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标榜的原则,印证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的教诲。

   中国致力于把将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还是路程漫漫,但开放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跟随者),怎样争取成为setter(设置者),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这令我回想起198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诺贝尔的奖酬其实没那么重要,在竞逐文明的过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市场竞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虽说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里面打拼--"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Me vs. We,and We vs. Them),功业不就尽在其中了?

   总之,市场和制度乃博弈的结果,在演进中竟取,无法由天赋而浪得,这在西方人如此,在中国人如此,在阿拉伯人亦复如此。无法靠设计出人,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来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 ,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对此,我愿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威尔逊(E.Wilson)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唯此为大。"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在我家彻谈竟夜之后,次日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午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耗资九千万美元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如此崇高的享受。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计算。而令我心有戚戚的,梵高追求的高远思路,也许他没有自我意识到:是付出和回报,往往不能在一笔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算得清楚。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必得拓宽视野,从长程着眼,方能解释完整。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孙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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