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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

更新时间:2014-04-08 13:05:39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2、海外出版的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类书籍

   海外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一是一些历史见证人特别是一些“文革”负面人物的口述回忆史料;二是关于“文革”和林彪的史料汇编;三是一些研究著作中披露的史料。关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最为著名,后者是最近海外一些研究者的主要资料来源。在各类回忆录中,“文革”负面人物,特别是“林案”涉案人的回忆录,最为人们关注,海内外的社会影响最大。本文主要叙述这方面内容。

   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文革”中的负面人物在香港等地陆续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负面人物大都是“文革”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回忆录,比那些采访类文章书籍更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也比那些官方版本的回忆录,更具有个人记忆的鲜活性,补充了被官方版本遮蔽的许多内容。本世纪以来,境外出版了许多关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回忆录,与大陆关于林彪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官方版本的回忆录,构成一个多方面的互证对应关系。虽然在海外出书可以避免政治审查上的限制,但这些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也都会存在有当事人选择性记忆和整理者选择性记载的问题,读者不能不察。其中比较重要的书籍有:

   前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力的回忆录有两部,一部是《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部是《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王力是“文革”意识形态的主要笔杆子,在“文革”初期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有直接交往。他认为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书中对林彪、江青的看法都是负面的。王力对“文革”初期军队卷入运动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对林彪口述的军委八条的评价不高,认为“八条”授权军队对群众采取专政措施,可以宣布某派是反革命组织,可以抓捕和开枪,造成了严重后果。王力书中还披露说,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军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百余人,林彪听汇报后说“打得好”。[1]

   徐景贤著有《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作者在“文革”中任上海市委书记,属于张春桥派系的核心成员,有“徐老三”之称。书中涉及林彪的有多篇,关于庐山会议的最为详细,称为“庐山会议目击证言”,有许多细节可以感受到现场气氛。但有些情况并非作者亲历,是事后补充的材料。书中关于林彪集团的许多叙述是来自事后的清查材料,很多地方因袭了“文革”中批判林彪集团的材料观点,延续了“文革”中对林彪事件的传统认识。

   王力、徐景贤回忆录的主要价值是,从中可以看到“文革”时的“文人集团”与林彪和军人集团的矛盾。

   “文革”的造反派领袖,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在香港出版了《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书中也提到她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情况,对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徐景贤《十年一梦》中提到她的情况进行反驳,否认她在庐山会议上搞过串联活动,认为是吴德、吴忠对她搞了政治陷害。

   陈伯达自述和口述的书有两部,一部是《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一部是《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这两部书都是陈伯达儿子陈晓农整理的。《遗稿》中有给有关部门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两篇:一篇是《从九大到庐山会议》(1983年),一篇是《九届二中全会忆记》(1980年前)。《口述》是陈伯达晚年父子对话,由陈晓农回忆并以文献史料为佐证而整理出来的。这两部书的整理和注释都比较规范,当事人的当时叙述与整理者的后来解读分得很清楚,文本质量较高。书中对起草九大报告的情况有新的补充[2],还讲陈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只见过林彪两次。关于庐山会议的问题,陈不承认有“林陈联盟”。陈还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的事情,只听毛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口述》根据当前出版的文献书籍资料,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陈伯达进行了辩诬。该书与官方党史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叙述不同,具有对证价值。

   前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的《落难英雄——丁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8年),讲述了广州军区与林彪的关系。该书原本是2001年金光根据丁盛的口述录音整理的自印本,曾由丁盛亲自校改增删,后由余汝信整理编注,才正式出版。书中回忆了他到广州军区后与林彪接触过的情况,说广州军区绝对忠实于毛泽东,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根本不知道“林彪南逃”的事情。

   最近在国内外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在香港相继出版了关于林彪集团的“四大金刚”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的口述回忆录。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黄吴李邱等人,在“文革”前期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派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九·一三”事件后,他们作为林彪死党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满以为能够得到释放,不想却被关进秦城监狱,在“两案”中被作为林彪集团案的主犯判了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一方面讲述了他们在革命战争时代的经历和功绩,一方面对“两案”给他们定的罪名进行申辩,乃至反驳。这些境外出版的个人私撰回忆录因为没有什么政治禁忌,不但比那些官方版本的回忆录放得开、写得活,而且因为作者反复写材料的强化记忆,多年来抱有委屈心理,对一些历史细节和现场情景的印象记忆犹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丰富了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史源。这些回忆录中对军队内部的复杂关系、对军队“文革”的情况、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情况、对“文革”中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的矛盾、九届二中全会及其前后的情况、“九·一三”前后的情况等等,都有很多的细节描述和新史料的披露。这些回忆录披露的许多事情,与官方主流叙述的差别很大,甚至是对立的,从而形成了“两造”具备的对应关系,对于开展对证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重要史料。如果能够将“两案”的档案材料公诸于世,与他们的口述回忆相互对证,对深化林彪事件的研究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黄吴李邱这些人的回忆录,具有当事人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比过去那些以采访黄吴李邱及其家属子女为名的文章书籍更具准确性。学界有人说,林彪研究由此进入了“回忆录时代”。但是,回忆录是史料中可靠性较低的一种,会有许多不确定性。当事人的回忆都受自己的利害关系影响,况且回忆时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变化,不似事发之后的当即信息环境,所以他们的叙述能不能当作可靠证据,还需要经过史家的鉴别考证。从入史的角度讲,起码有三项工作需要做:一是需要考察他们以往的审查交待材料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的关系,考察其说法的流变;二是需要考察这些回忆录的写作和整理过程,特别是原始手稿与出版稿的修改关系;三是需要考察他们的回忆录与其他人的回忆和文献材料的印证关系。但由于官方档案材料未能开放,这些回忆录的原始手稿也未能公开提供给学界,现在对其史料价值的评估只能是初步的,即只能根据现有的公开材料进行鉴别分析。不管如何,这些回忆录都有立此存照的意义。

   从深化林彪事件的研究来讲,笔者对回忆录中的某些“爆料”持审慎态度,认为这些回忆录出版的最大价值主要是:一是提供了对证研究需要的与官方观点不同的被告方观点,可看到过去被官方叙述遮蔽的部分;二是提供了从他们个人观察角度的历史现场感,这是在档案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情景,展现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三是把林彪事件的发生背景拉得很开,使人们注意到了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一些派系矛盾,以及体制背景的因素。从存史角度来看,这些回忆录中有些事情能够相呼应的部分,可信程度较高;但同时也有不少明显误记和自相矛盾之处,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涉及到“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有五章(全书共十六章)。据悉,作者最原始的回忆录版本只有十几万字,经不断补充修改而达到七十多万字。该书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件细节,推翻了作者过去提供的一些重要证词。吴法宪在“九·一三”后的交待材料中,对他作的假证词在下面划有重点号,很容易辨别出来。有的证词是他在“两案”审判时就已经推翻了的。但有的则是在“两案”时也承认过,书中才推翻的。如叶群对吴法宪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谈话。书中说,这是他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他说过。[3]在“两案”审理中,是允许案犯翻供的,吴说的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证词——如关于叶群8月8日回北京问题的假证都推翻了,为什么这句话当时不去澄清呢?而且他在“两案”交待材料中关于这个谈话的叙述,曾说过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同人讲。[4]听叶群讲的是在先的一次,听程世清讲的是在后的一次。由于吴的说法多变,此话尚难以定论。书中有许多评论性话语,不似吴法宪本人的言论风格。该书在章节标题上有故意追求视觉效果的问题,如第十六章《“保外就医”到济南》的第一节标题是“连话都不会说了”,读者会以为吴法宪被关押得连话都不会说了。但看该节所述,是监狱管理员告诉吴的话,要他与同案犯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多在一起活动,免得“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这是出于照顾吴生活的好意,与标题的意思是相反的。该书对历史的认识有明显的护短倾向。如讲到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揭发黄克诚“私藏金子”的问题,书中对这些不实之词进行了道歉,但又说黄克诚有为本部队利益的“本位主义”。战争时期的给养供应大都靠部队自筹,包括吴的部队在内,谁能没有这样的“本位主义”?这样的搅理,不似是老军人应该说出的话。该书对史实的把握多有不准确之处。阎长贵在《关于<吴法宪回忆录>下卷中的若干史实》一文中,曾列举了15处史实错误,还有一些人名错误和用语错误。[5]就笔者所见,阎文未提到的书中误记之处还有不少。吴法宪女儿吴金秋在网刊《记忆》上发了谈回忆录的两篇文章[6],称“回忆录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反对用考证的方法对待回忆录,指责学者对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进行学术评价。这与口述史大师唐德刚为李宗仁、胡适等做口述史的做法和观念,是大相径庭的。由此,也不难理解《吴法宪回忆录》整理者的态度和问题所在。

   黄永胜儿子黄正写的《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主要是讲黄永胜的革命战争经历,“文革”前主持广州军区的情况。关于“文革”中的黄永胜,该书只是在尾章中进行了叙述。书中讲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打倒杨成武,调黄永胜来京当总参谋长,黄本人事先一点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书中使用的是纪实文学笔法,真正具有史料价值的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尾章的黄永胜晚年的父子《问答录》,可以看作是对黄永胜的口述采访史料。最突出之处是写林彪出逃后,黄怒喊:“他妈的!跑什么跑?!”这表明黄吴李邱四人对林出走并不知情,而且是反对的。另一篇是附录中黄永胜老秘书迟泽厚写的《不识时务亦俊杰》。迟文讲了黄的工作作风和人格特点,主持广东“文革”的支左情况,到中央工作后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冲突,以及九届二中全会和“九·一三”的问题,还不点名地说了许世友在广州军区期间搞清查扩大化的问题。迟文虽然为黄辩护,但叙事条理清楚,逻辑清晰,比较客观。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是诸部回忆录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关于军队“文革”和林彪事件的章节篇幅最大,有十七章(全书共四十六章)。据悉,邱会作生前曾留下了150万字的回忆录素材稿。这些手稿是邱会作自1981年“保外就医”后,在夫人胡敏的帮助下,用近20年时间写成的。此外,邱生前多次接受有关研究人员的采访,存有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邱去世后,其家人参考上述谈话记录,将回忆录素材稿进行整理,对重复叙述处予以删减、压缩,并对全书涉及的史实与可以找到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校正,最终形成了七十多万字的《邱会作回忆录》。该书讲述了很多中央高层内部的详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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