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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

更新时间:2014-04-08 13:04:14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随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历史决议》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大事年表》中已不再使用关于林彪擅自发布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一号命令”,被毛泽东制止的传统说法。

   《历史决议》之后,中共中央结合整党需要,在全党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宣讲活动,出了一大批宣讲材料,如解放军报编辑部编写的《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答》(长征出版社,1984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写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八十题问答》(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中央党校金春明、谭宗级、于南等编写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2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10月)。这些宣讲材料内容大同小异,基本是《决议》注释本的扩充版。

   1986年11月,在筹备中共十三大的过程中,总书记胡耀邦感到《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只是原则上定性,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对1949年以后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不甚清楚,这是不合适的。他亲自列出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其中关于“文革”的有4个题目,林彪事件是一个重点,他要求说明“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此后,社会上关于“文革”、“九·一三”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于南教授参加了“两案”中林彪集团专案的审理工作,接触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学界最早完整梳理了林彪集团兴亡的历史脉络。于南把林彪集团的兴亡归纳为七个阶段:1、1965年冬,林彪诬陷罗瑞卿,是第一步;2、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以他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才逐渐聚拢起来;3、1967年,林彪利用“五·一三”小型武斗事件,打垮了军内另一派组织,成立了军委看守小组,林彪“八九讲话”表态支持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到1967年夏林彪集团初步形成;4、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打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完全排斥了老帅在军委的地位,在组织上形成了以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的林彪集团格局;5、1969年中共九大,黄、吴、叶、李、邱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标志着林彪集团完全形成;6、1970年夏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在会上发难,遭到毛泽东痛击,在政治上开始失势;7、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仓皇出逃,葬身异国,林彪集团最后覆灭。[3]这是根据“两案”和《历史决议》进行的历史叙述,也是1980年代大陆学界的主流叙述。

   高皋、严家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4],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文革”史。该书运用了政治学权力斗争的理论分析“文革”,共分三编,分别以打倒刘少奇、林彪事件、江青集团兴亡为主线。第二编是“林彪的崛起和覆灭”,共十章,从林彪搞“个人崇拜”开始,一直讲到“九·一三”事件。作者认为,该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引发了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该书的史料来源基本上是“两案”公布的材料。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5],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当时“文革”史研究的首选之作,以后多次再版。该书第二编第三章专门讲述林彪事件,将林彪事件分为九届二中全会和“九·一三”事件两个阶段,基本上是《历史决议》的观点。这与他以后的观点大为迥异。《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林彪事件的叙述,引用了许多当年报刊上的文章、报告文学的材料、林彪秘书和其他身边人的回忆,在细节上更为丰富,论述也较为平实,但在使用一些口述史料上有所不察。如书中引用了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口述的代笔文章《扭曲的虹》,讲述林彪9月12日晚叛逃前的情况。[6]其实张宁对9月12日晚上的情况并不知情,所述不能为据。

   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7],讲述的是从1956年到“文革”的历史。该书材料翔实,文笔简洁,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四卷丛书中写得最好、国内外反响最大的一部书。书中把“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作为“文革”的序幕。

  

   3、关于林彪事件的文学创作、纪实作品和回忆录

   这一时期,官方对“文革”的态度,一方面是“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是“宜粗不宜细”,“文革”史是研究禁区。结果是严肃的研究发展不起来,“文革”成了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领域,演义体的作品昌盛一时。林彪事件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曾想组织人写一部《林彪传》,还取得了上级部门的批文,作者也选定了。可当操作起来后,又遭到更上级部门的明令禁止,有关当事人还作了检查。在关于林彪事件的严肃学术研究被限制的同时,文学市场却异常火爆,坊间充满了所谓“解密”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胡编乱造的东西,掀起了“以文乱史”之风。

   关于林彪事件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是由戏说开场的。1980年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上演了话剧《九·一三事件》,在全国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这类文艺作品对研究林彪事件具有开先河的价值,为学术性研究趟开了路子,不少“两案”审理的材料是通过纪实文学的形式披露出来的。但纪实作品鱼目混杂,虽有些佳作,但有不少是臆想虚构、粗制滥造的东西。

   少数能采访“两案”审理的记者,根据审判的有关材料写作了一些纪实文学作品。如邵一海1980年11月在《解放军报》上连载了长篇报道《“联合舰队”的覆灭》,首次向社会公布了“九·一三”事件内幕。1985年,邵又续写了一部20万字的纪实文学在《追求》杂志分篇连载[8],1988年由春秋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仍为《“联合舰队”的覆灭》。其他还有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9]、纪希晨的《“二月逆流”始末记》[10]等。

   有关林彪的纪实文学书籍,比较有影响的有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真相》(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首次较为详细地讲述了1968年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事件,林彪是打倒他们的主要人物。黑雁南的《十年浩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其中描写了在京军队文艺团体两派组织“五·一三”武斗事件的台前幕后情况。其他还有张聿温的《温都儿汗爆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林青山的《林彪传》(知识出版社,1988年);何力的《林彪家族纪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等。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1986年),也收录了多篇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章。

   纪实文学作品中杜撰虚构的成分很大,描述事件人物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中的场景对话都是编造出来的。如《大海作证》、《沧海恨》、《一个美男子的沉浮》、《神奇的命运》等等,都是拿林彪家选美作为背景的纪实作品。这类作品只能当作演义小说来看,不可置信。有的是三真七假,有的干脆就是胡编乱造,把林彪及其家人说得非常不堪。最典型的是林青山的《林彪传》,严重失实之处甚多。有人评论说,这完全是一部“任意涂抹历史事实,东拼西凑、胡编瞎扯的大杂烩。”[11]但是,1980年代形成的恶搞林彪、“以文乱史”的风气,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林彪事件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开放的学术领域,坊间大行其道的基本上还是一些纪实文学类作品,只不过是纪实文学作家变成了“文史学者”,骂林的换成了捧林的,道听途说改成了“完整调查”。

  

   4、关于林彪事件实证研究的起步

   由于官方关于林彪出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原因,披露的材料很有限,学界难有作为。这使人们对林彪事件发生之谜有很多的想象。海外有些人就根据国内的一些材料,凭空想象编造出书。当时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一本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mingli。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翻译成中文版,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作者译为姚明理。同年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该书,书名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译为姚明乐。该书声称是来自内幕知情人的回忆,书中说:林彪企图引发中苏战争,借以夺权。毛泽东识破林彪的阴谋,请林去西山赴晚宴,在玉塔山被毛的警卫部队用火箭炮击毙。林立果和“小舰队”成员乘256号飞机外逃,被中方导弹击伤,坠毁在外蒙古。这本书纯属编造的伪史,错误百出,书中说的玉塔山就是玉泉山,但经过美国大牌记者史丹利撰写评论推介,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海外许多人都是以此书来质疑官方公布的关于林彪坠机死亡的结论。

   有鉴于这本书造成的谬种流传,由当年调查林彪事件的有关当事人和国内有关部门出面,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澄清事实真相。当年亲自到林彪坠机现场勘察的中国驻蒙使馆参赞孙一先以“伊白”笔名写了《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12];前驻蒙大使许文益写了《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合写了《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前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写了《“九·一三”事件补白》[13]。这些亲身经历者撰文揭示了堪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批驳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伪史,经海内外许多刊物转载,引起重大反响。林彪事件的研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史实研究。

   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于南的《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14]、《历史岂容歪曲——驳海外出版的<林彪之死>一书》[15]、仝德的《力挽狂澜正气凛然:叶帅同林彪、江青一伙的一场尖锐斗争》[16]、聂荣臻的《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17]、于南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覆灭》和《林彪集团兴亡初探》[18]、熊蕾的《历史的注脚》[19]、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20]、孙一先的《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连载于《解放军报》1988年4月25日至5月30日)、苗长青的《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新探》[21]、席宣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22]、《国外学者论林彪》[23]等等。苏采青的《“文化大革命”史事辨误三则——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24],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文章。这些文章或是从当事人亲历的角度提供了林彪事件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澄清了海内外流传的一些不实之词,或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李可、郝生章编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文革”中的军队工作,使用了大量内部资料,关于林彪事件有“流产的政变”的专章叙述。

口述史料方面,这一时期大陆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关“文革”时林彪的不多,有两部书值得注意: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讲述了罗瑞卿被打倒的经过,被打倒的主要原因是罗与林彪发生矛盾;林彪秘书张云生根据亲身经历写的《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讲述了他在林办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有大量细节。这是林彪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最为详细地披露了林彪工作生活情况的一部书,史料价值很高,为学界研究“文革”中的林彪、叶群和林办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也有一些以口述采访、当事人回忆为名的作品,内容有很多失实的东西。如以张云生为人物背景写的《毛家湾的女主人——一位秘书的琐记》[25],以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名义写的《扭曲的虹》[26]等,内容错误百出,不足为信。但这类作品因为有名人效应的噱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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