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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走向共和》是一部民族大戏

更新时间:2014-04-08 12:36:57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我认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大步走向共和,它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在走。虽然我们不主张历史剧干预现实,实际上以史为鉴是有意义的,我把它叫做“探讨历史,观照现实”。

   政治文明和两岸统一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两大课题。我们的戏观照这两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向共和》是一个民族大戏,也是时代大戏。——郑佳明

  

   59集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正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该剧以晚清民初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找出路”为主题线索,塑造了诸如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光绪、康有为等一大批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艺术形象的历史人物。4月22日,周刊记者对《走向共和》总策划郑佳明进行了专访。

   郑佳明是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担任电视剧《雍正王朝》总监制。他现在的职务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瞄准清末民初“大变局”

  

   记者:郑副部长,电视剧《走向共和》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1999年4月,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将这一题材电视剧定名为《走向共和》”。在4年前的1999年,就提出制作“走向共和”这样的主题,您是怎样想的?

   郑佳明:《雍正王朝》播出之后,反映不错。而我们(包括刘文武和罗浩)对《雍正王朝》的题材还不满足。“雍正”是在封建体制内部折腾,戏的主线是他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那部片子表现的思想和故事,都是旨在对封建制度改良和完善。“雍正”为了“大清的江山”,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封建主义能够达到的极限,也是《雍正王朝》在思想性方面的局限。我们希望新的创作,不仅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内部改良的,更是制度转换的。应当讲,中国近代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题目,关键是对课题的发现和把握。我们瞄准了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这个“转型期”,思想定位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展开、失败、再探索的历程。

   记者:任何历史的再现都只能是“此时当下”的解读。对于同一段历史。我们在2000年的解读,肯定与上世纪60年代有不同,甚至有大大的不同。今天很多老百姓心中的李鸿章仍然是个卖国贼。而《走向共和》对他的刻画,很有“颠覆”的意味。

   郑佳明:不仅仅是李鸿章,包括慈禧、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严肃的挑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成果为依据,特别重视近20年的新成果、新结论。问题是学术界仍在讨论之中,用谁的。不用谁的,我们必须自己拿主意。对这几个人,我们总的想法是,第一,尽量把他们放回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去(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绝对要求),也就是说尽量靠拢(不敢说还原)历史;第二,把他们还原成人,而不是简单的脸谱;第三,历史的局限性、环境的复杂性、人性的脆弱性形成人物的多重性格。

   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的形象塑造,我们剧组有一个观点,就是卖国和误国的关系,不但要诅咒卖国主义,而且要批判误国主义。爱国与一个国家的强盛关系密切:“财大气粗,人穷志短”嘛!误国,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误国不能说就是翁同稣一个人,也不能说就是清流派的事,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慈禧的过错。误国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体制、是一种制度的失败。所以要从体制上、文化上改造。不从文化上、体制上改,光是换人,最后连卖国都没有人去卖,还非得他去卖不可。从这个观点出发,人物就活了,就是人物不再脸谱化,他们都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人,也都是尽力而为的人,对吧。拿李鸿章来说,他是清王朝当时的重臣,他深得封建朝廷的官场三昧,也通晓封建文化其中的精髓,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官僚。

   在统治集团中,他的眼界最开阔,通晓“洋务”,务实干练,为挽救清朝危局,贡献最大。然而甲午战争他有过,马关条约他有罪,归根到底是谁之过,谁之罪?是封建主义制度,是专制带来的愚昧和落后,是腐败带来的腐朽。李鸿章的悲剧是清王朝的悲剧,李鸿章的命运是清王朝的命运,“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样能干,这样爱“大清”国,忠于清廷的人,都无法再来“裱糊”这座风雨飘摇的房子了,清王朝与封建主义制度气数已尽。

   对慈禧和袁世凯也不能简单化。我们主张写一写清末新政。写了这一段,戏就不简单了。清末新政是我们过去不愿意承认的。那是一个顽固派为了巩固大清王朝进行的最后一个十分被动的“改革”。清王朝最后的这些统治者都是极端腐朽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改革”动机是不好的;然而,即使他们是腐朽的,在一个王朝的生死面前,他们选择了生,这是有利于当时国家的。清末新政的改革,在规模、深度、广度、力度上都远远大于夭折的戊戌维新。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有好的表现。这个人在当时的清朝政治集团中,一方面他很开明,他受到李鸿章很深的影响,他不昧于时事。第二,这个人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他也有政治上的远见,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他最后的一步棋走得很差、很臭,是他生涯的败笔、事业的败局。这是个制度的遗憾,观念的遗憾,文化的遗憾。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走向共和》记叙民主革命的时代波涛

  

   记者:孙中山在这几天的屏幕上出场了,初看起来没有慈禧、李鸿章等人“出彩”。

   郑佳明:社会上有些人包括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有不一致的看法。我说,首先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看,不要苛求古人。第二,这是当时中国各种矛盾发展的逻辑结果。第三,孙中山是世界公认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世界上有个大背景,在亚洲、非洲展开了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其中一部分。第四,孙中山是中华民族和海峡两岸共认的一个“祖宗”,历史已有定论。你现在发现他有一点缺点,就要把他推翻,这个我不赞成。我认为孙中山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东西,这是他事业中一个很小部分,不能代表他的主流,更不能代表全部。做学问的要对真理负责,搞政治的要对后果负责,知易行难啊。

   孙中山确实不好写,如何把孙中山写好?我的观点是,第一,写好革命戏。把辛亥革命戏写好,孙中山自然就立起来了,实际上是革命的汹涌波涛托起了革命的民主派。

   第二,写好社会戏。当时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转型期,裹小脚缠足废除了,纳妾制废除了,一夫一妻制建立,科举制度被推翻,新式学堂建立,实行了新闻自由、工商业自由……这些东西引起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了,不是原来那个社会了。这个写出来以后,孙中山的功劳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第三,写好思想戏。孙中山是代表,是革命领袖、革命导师,代表新的世界观、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新的生产方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建国方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中华”都是他提出来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是他提出来的。他是一个站在新世界里的人,是这样一个新人,你不这样写,写不出一个思想性的东西不行,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最关键、最困难的大问题。

   现在是不是很成功,也不一定。因为,对孙中山大家似知非知。第二,大家都有个心理定势,他一出来,就戴南洋帽,穿一身白西服,拄着手杖,两撇小胡子,然后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第三,孙中山本身有弱点,这些弱点如果做成特写,甚至夸张的话,他甚至不光明,有时还丑陋。

  

   中国文化的觉醒是鲜血换来的

  

   记者:《走向共和》的艺术视角,截取清末民初的历史阶段,那是历经中华民族三十年大变局的年代,从生活到思想、从文化到制度都在急剧变化。

   郑佳明:从1895年到,1925年的30年间,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这两类矛盾结构演变成的的巨型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孕育了宏伟的戏剧性冲突;光辉的英雄和伟大的人物层出不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雄年代。民族精英们不屈不挠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既有奋不顾身的探索精神,又有放眼时代与世界的胸怀;既有理性思考的智慧光芒,又开创了民主探讨方式的先河。他们把中国引向思想解放的大海,不断地引导中国攀登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汹涌波涛。他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生命,是永远照耀神州大地的灿烂群星。中国人今天不能把他们忘了。

   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资源,蕴藏的巨大美学价值也是文学、影视艺术创作的源泉。受到如此诱惑,我们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想用一根主线把这段历史串起来作全景式、史诗般的艺术再现,也是自我挑战。

   记者:“走向共和”这段历史很复杂,你们最主要的着眼点是什么?

   郑佳明:是的,中国走向共和的这段历史,很纷繁复杂、很黑暗,我们在探索,那么光亮在哪里?这点光亮实际上就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要“找出路”。“共和”是一条道路,一剂药方,我们歌词写“走进曙色”,共和国是一片曙光,我们被挤到这儿来了,逼到这儿来了。孙中山的共和,实际上是作为救国的药方子开出来的,走向共和,好像解决的是“政体”问题,实际解决的是“国体”问题,它解决的是谁、哪个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最后它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当时要解决的是独立和统一问题,主要的还不是解决自由和富裕的问题。首先解决的是民族问题,它是要通过解决政权的问题来解决民族的问题。

   在这之前,中国没有过文化危机,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文化是最优秀的,推崇备至。一直到甲午战争后,我们感觉到有问题,但我们没有从文化上找原因,从军事上、经济上、政策上、人事上、体制上,最多找到了政体,要走向共和,文化上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西方的东西始终放在‘橇”和“用”的位置。到共和失败之后,新文化运动这时认识到中国文化出了毛病,是儒家学说出了毛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批判纲常名教,提出了全盘西化,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经过政治革命的失败,人们进行文化反思,才有了文化自觉,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脚踏实地地探索,热情地追求,理性地思考,不断把中国引向思想解放的大海,不断地攀登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峰,他们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那在思想上是不对的。中国文化的觉醒是鲜血换来的,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真正宝贵的还不在于它的成果,而在于“五四”形成的学术氛围,学术的自由,这个过程、这个氛围、这个方法都是永恒的。

  

   《走向共和》“现在完成进行时”

  

   记者:经过了《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的创作策划,你怎样看待历史和历史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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