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秀义: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与解释

更新时间:2014-04-06 21:19:14
作者: 韩秀义  

    

   摘要:  中国宪法研究的相关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这些问题加以审视,可以认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跨越是导致问题的主因。如果从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域”入手,就可把“问题域”区分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和“实践问题域”。“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三个“问题域”的先后顺序与彼此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同时,也只有在三个“问题域”之间形成良性的动态关系,才会保证中国宪法研究的品质。

   关键词:  中国宪法;问题域;学术逻辑

    

   一、问题的简要提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无根的论说

   “中国宪法研究”在“中国的宪法研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八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各种关于中国宪法问题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的文字如潮而出,令人目不暇接。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笔者感觉田雷博士一文(以下简称“田文”)尤为富有“趣味”,即“正向上的启示或冲击”与“负向上的缺陷袒露或学术逻辑链条的深刻断裂”之并存。

   “田文”的启示或冲击主要体现在“作者所怀抱的学术雄心”、“作者所使用的阐释视角”和“作者所得出的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田文”所存在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宪法观’与‘宪政’关系的错乱”、“‘无关’进而‘无根’的阐释视角”和“缺少生活与学理支撑的无根之‘中国宪政模式言说’”三个层面。[①]

   如果“田文”所存在的缺陷不是笔者的主观臆造,那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关于中国宪法研究的成果,初看可能会给人以“良好”的感觉,而若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缺陷?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术逻辑上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与任意的跨越,其具体体现就是缺乏关于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从而没有在论证上形成前后相继、逻辑井然的学术链条。

   笔者的问题意识即源于此。我们以为:通过对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既可以显露出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或努力的问题范围,也能够透过相应的问题域或问题范围的逻辑与实质关联,发现并概括出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进而更为深入地审视导致缺陷的原因与症结。在本文中,笔者将中国宪法研究的学术逻辑链条依次区分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与“实践问题域”,并对每个问题域的内涵与相互关联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二、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的首要环节及解释

   笔者将中国宪法研究学术逻辑链条的初始或首要环节称之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

   就“基本问题域”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在抽象意义上,“基本问题域”是指中外宪法研究都要面对与处理的共同问题领域,所以,“基本问题域”也就体现了宪法的共性特质;其二,在具体内容上,“基本问题域”是指表征宪法共性特质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对于宪法的核心范畴究竟是什么,学者虽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还没有取得基本的学术共识,可如下三个概念或范畴至少是宪法研究所必须要面对与处理的,即:相对于某种政治体的主权概念、相对于某种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宪法权力概念和相对于国民或公民(集团)的宪法权利概念。在“基本问题域”中,尽管这些概念或范畴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实际上还停留在形式与抽象层面,比如:对于“主权”概念,当然可在其前面加上“人民”这一限定,但“人民”究竟是什么、怎样识别、如何代表,恐怕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与回答,这样就有必要进入“内生问题域”。

   就“内生问题域”而言,其主要意涵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国族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建国道路等因素,赋予了“基本问题域”中核心概念或范畴以不同的意义。在欧洲,尽管各个国家最终都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等原因,使得欧洲各个国家也呈现出不同的国家面貌、政治结构与宪法体制。[1]而对于中国来说,或许问题更为复杂,这就使得从“内生问题域”角度阐发诸如中国国家主权、中国宪法权力与中国宪法权利这些核心概念或范畴意涵的宪法学术作业更加繁难。

   虽说本文的核心主旨并不是阐释这些核心概念或范畴的内生性意涵,而是在建构中国宪法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学术逻辑,但借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坦陈笔者的肤浅认知或许不会是画蛇添足之举。限于篇幅,这里只重点说明中国主权的内生性内涵,并将极为简略地涉及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利的内涵阐释。

   就中国国家主权的内生性意涵而言,可以从对主权的“解释”与“建设”两个方面入手。在中国政治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或许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所指涉的中国国家主权概念是由西方输入进来的。汪晖教授对此解释到:

   当欧洲国家利用欧洲国际法来推销它们的主权概念时,确认主权的含义既不是指清代是否是一个合法的统治实体,也不是指它是否是一个获得西方国家承认的、具有签署条约能力和权威的主体。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语境中,欧洲国际法的真正功能是以“承认关系”作为逼迫清朝臣服于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根据,并将传统东亚区域的规范体系——朝贡体系——贬低为落后的、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与军事征服和不平等贸易密切相关,最终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换言之,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必须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即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才能建立。[2]702

   由于欧洲国家是以国际法为形式载体、以强力为手段把主权概念输入到中国,所以,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政治家在解释主权概念的过程中,都至少会呈现如下两个特点:

   其一,工具性与实用性解释。欧洲形式意义上的主权输入是导致中国儒法国家或朝贡体系崩解的原因之一。为了国家的重整,学者在解释主权概念时往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导向,竭力挖掘支撑欧洲主权强大的技术与制度因素,而晚清官僚或政治家也往往对国际法及其中的主权概念持有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并不关心其是否为普遍真理。[3]166—167

   其二,以国族为核心的整体性解释。从欧洲经验来看,主权有所谓的对内主权与对外主权之分,对内主权强调公民或相应社会阶层的多样化权利与多中心的利益博弈,而对外主权则关注在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及国族的地位及未来。而中国学者在解释主权等概念时更为注重国家主权的对外方面,如汪晖教授所指出的:

   他(即魏源——引者加注)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的介绍适应着一个基本的目标,即强化国家的组织力量和动员力量,形成举国一致、令行禁止、能够进行有效的国际竞争的统一制度。从魏源开始,晚清士大夫对于民主政体和教育(大学)体制的介绍、倡导和建设不是源于理性、自由或者民主的理念,而是源于对军事动员、军事工业和军事能力的关注。[2]642—643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主权所具有的外迫性与被动性、工具性与实用性、整体性等特点就可以理解。如果把宪法理解为主权运行的规则,那么,基于中国主权的这些内生性品质,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中西宪法的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中西宪法存在众多的共性,但在实质内涵上,中国宪法所具有的顽强政治基因与所肩负的国族生存使命确实是由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因素所赋予和塑造的。

   从西方输入的主权不仅需要做出解释,而且也需要建设。在朝贡体系已经崩溃的情况下,中国主权建设显然不能依托这一制度体系,所以,就需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置于新的世界关系或海洋关系之中,从而在国际关系的范畴内严格区分内外,将中国从一个无分内外的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帝国转化为一个主权国家”,[2]731但在由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支撑已经崩塌的朝贡体系的统治与治理之道就不再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恰如汪晖教授所说:

   内外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传统朝贡体系及其礼仪系统丧失了意义。在寻找自己的主权源泉的过程中,清代士大夫恰恰是通过恢复朝贡体系的视野来重构“中国”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不在“中国”本身,而在广阔的世界关系之中。[2]731—732

   支撑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与治理之道实际上就是赵鼎新教授概括的“儒法国家”[②]逻辑或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所概括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③]。即是说,在建设中国国家主权的过程中,虽说朝贡体系已经失去了作用,但是其所内含的儒法国家的基本逻辑或维持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依然在规制着中国主权建设的走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意识形态的更替,而这种更替已经具有了世界的视野。诚如金观涛、刘青峰二位学者所言: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学说后,迅速认同了两种新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国出现了以新意识形态认同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政党。较之于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是具有更大社会动员力的强势意识形态,共产党可以利用农民干部认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地把建立在新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上的官僚组织深入到每一个自然村,从而具备更大的组织力量。[4]21—22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家主权与西方国家主权尽管在形式上具有共同之处,即对国家的整合,但在实质内涵上却具有着中国自身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主权概念的解释层面,也体现在对主权的建设层面,所以,“当代世界的‘主权’范畴已经不能简单视为欧洲国际法规定的产物,它还包含了在反对殖民主义、寻求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成果”。[2]698

   如同欧洲国家的建设道路及其政经结构影响甚或决定着该国的政体结构与宪法权利特质一样,中国国家主权建设的道路与政经结构也在影响甚或决定着中国的政体结构与宪法权利的特质,所以,在解释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利的内涵时,至少需要考虑中国国家主权的内生性意涵这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国家主权建设依赖整全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以,对中国的政体结构与宪法权力构成的描述与解释就不能仅仅关注所谓的“正式国家机器”,而应当将执政党与人民政协的权力纳入其中,就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巴克尔先生所指出的:

   如果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器内外所发挥的制度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法治进行分析。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政意义上的“执政党”的地位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加以考察:它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政党——像麦迪逊所分析的宗派一样,而是国家权力大厦的主要构成因素。[5]290

   只有当正式的国家机器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国家本身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5]292

   对于中国宪法权利而言亦是如此。不仅需要考虑以公民为主体的各类宪法权利,同时,也要将以阶层为主体的宪法权利扩入其中。

   关于中国的政体结构与宪法权力的构成以及宪法权利的内涵,笔者的总体看法是:

政治主权系统由执政党、人民政协、界别(阶层)三个要素构成,其中,执政党在政治主权系统中居于核心与领导地位,人民政协是联系执政党与各个界别的重要机制,界别包括中国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并是政治主权系统的不可再分的构成单位;治理主权系统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一府两院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369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