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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

更新时间:2014-04-05 12:09:23
作者: 姚新勇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疆农村人地紧张的问题。而去往内地谋生的新疆民众,却由于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人种特征的明显差异,使得他们难以成为内地农民式的农民工,大都只能是从事诸如烤肉、打馕、卖新疆干果之类的活计。其边缘排斥感,要比内地农民更为严重。而这些年来,非汉母语的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仅本地汉族的生活情况及就业情况要更好,而且近二十多年来,内地大量涌入新疆的人员,也普遍比当地维吾尔人生活得更成功,这与日益边缘、衰败的维吾尔社会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比。尽管此种情况的形成,相当程度是历史的原因及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很容易让视自己为当地主人的新疆人产生不满,认为是口里人或汉人造成了他们今天的状况;更何况其中的确存在不可忽视的各种腐败问题的因素。

   除此而外,传统道德的失落、难以适应迅速而来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社会流动的便利化、社会基层控制的难度增加及其个体因素等,维吾尔底层社会的贩毒、吸毒、卖淫、艾滋病、偷窃等现象相当严重,有人因此认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中。

   传统社区、文化、道德的衰败,并非只属于维吾尔,内地农民、凉山彝族等也具有类似现象,却好像问题没有新疆那么严重。维吾尔人则不同,它们是有信仰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过去世俗性社区结构的破败,会促使他们越发本能地靠近宗教,寻求寄托;而一些痛感于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识分子、成功人士,也试图通过宗教生活的恢复与推广,来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况下,那些失落、贫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维吾尔农民,就更容易被外来的极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动。所以不少人所谓的新疆清真寺太多,应该加以控制的言论,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所以近二十多年来,新疆不断强化对宗教的控制,但所谓“非法宗教”组织和传教活动却屡禁不止、到处生长(其实内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围也日益浓厚。在乌鲁木齐甚至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以前抽烟、喝酒的主要是维吾尔青年,现在在一些婚宴、聚餐时,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烟,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饰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变态严格,既是宗教气氛日益浓厚的表征,也是维吾尔社会自救的某种反映。从这一角度看,频发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说明新疆有多么特殊,内地有多么安定,而是进一步张显了并非孤立的内地也存在的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共性问题。

    

   国内外的误解与放大

   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样,所谓“新疆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复数性问题,即便是不带偏见地将它们概括为“新疆问题”,都不可避免地简单化,带有某种无形的地域歧视性,更不用说,“新疆问题”的激化,的确与各方的过度性反应或有意无意地曲解有一定的关系。这不仅会将共性问题解读为特定的地域或民族问题,而且会将一般性事件渲染、放大,甚至使得低烈度的事件发酵为可怕的种族仇杀。

   比如现在许多内地人一提到“新疆人”,就会想到“新疆小偷”。其实全中国、全世界,那个地方的人都会出现小偷,可是只是因为人种、语言差异,维吾尔人、新疆人,就被冠上了这一恶名。虽然当某种犯罪现象与某个地区或某个族群的人比较多地联系在一起时,是有进行社会学深层分析的必要,但是片面地将某种犯罪标签烙印在一个地区、族群身上,显然是荒唐的。

   前年底在网络上被抄得轰轰烈烈的“天价切糕”事件同样如此。这原本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强买强卖的事情。那些卖切糕的维吾尔农民,与近二三十年来成万上亿到城市中来讨生活的内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进城的农民,有可能是守法的,也有可能会犯罪;有靠辛苦劳动本份赚生活的,也有利用不当手段搞钱的,这并不会因为地域或人种长相的差异,而有什么不同。但悲哀的是,就因为某些卖切糕者的强买强卖的行为,所有的卖切糕者,都成了“切糕党”;甚至好像整个维吾尔人都成了“卖切糕的”。

   至于说不当的种族性的过度阐释,将低烈度的事件演化为可怕的种族仇杀之例,无过于韶关6·26斗殴事件演变为大规模的“09乌鲁木齐”民族仇杀惨剧。当今中国社会与6·26相类似的事件并不罕见。例如2011年广东增城6·10事件,据说起因是增城市新塘镇治保会工作人员殴打了一个摆地摊的四川籍孕妇,随后引发大规模的抗议骚动,其中带有较鲜明的川籍民工与本地人冲突的色彩。但它并没有演变为全面性的川人和粤人的冲突,更没有成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什么“四川问题”、“川粤冲突”。

   虽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正是民族划界、族群动员的烈度所在,但正因为要降低相关问题的危害性,需要理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哪些人共同造成了对“新疆问题”的片面放大、差别性解读。

   首先客观上维吾尔人在人种外貌及语言、文化上与汉人差异较大,容易被标签化。其二不少内地人不了解新疆和维吾尔,对他们的确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见与歧视;而相应也有不少维吾尔人对汉人存在偏见,新疆人对内地人也不无偏见。其三新疆存在民族分裂问题,容易让人产生相关联想。其四新疆或涉疆的暴力事件,不少的确带有特定的族裔与宗教冲突的性质或色彩,而且其暴力伤害性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慌。其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办理有关事项时,存在差别性对待的情况。有时是出于客观上的无奈,比如机场安检,为了安全与效率兼顾,对于西藏和新疆籍(尤其是藏或维吾尔等长相者),就会检查得比较仔细;但不少情况下,方式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也会让少数民族同胞的自尊深受伤害。比如新疆、西藏人在内地城市住店难的问题等。其六是分裂分子的故意曲解、煽动或偏见。其七是境外媒体的片面解读。其八甚至也包括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公知人士”,简单地将所有相关问题和现象,都归之为国家甚至汉族对维吾尔人的压迫。

   综上所述,“新疆问题”的原因及性质的确是复杂而多样的,虽然上述情况并非笔者独识,但却极少得到综合性地阐释。这就造成有关方面在努力解决“新疆问题”(其实也包括“西藏问题”等),总是本能地采取单向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举措,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而专家、学者们在看问题时,哪怕是同时谈到了相关方面,但也常常是分而论之,理不清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将问题原因单一化。“新疆问题”的错综复杂,决定了它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不管是谁、什么力量主政、主导新疆,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要想使得“新疆问题”真正朝向良性解决的方向稳妥而持续地挺进,必须综合、全面地寻求解决之道,至少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原则的谐调并举:

   以社会安定为前提,以中央指导调节为枢纽,以全国支援为辅助,以地方力量为主体,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为规范,以现代文化倡导、传统文化保护、文化民间自治、培育共有家园意识为精神文化发展之原则,以兼顾生态、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经济建设为动力;而上述所有这一切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最终都应该指向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标——有机社区结构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园建设。

    

   (作者单位: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

   来源: 《文化纵横》201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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