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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雨田:未名湖畔之梦

更新时间:2005-07-01 01:28:02
作者: 赵雨田  

  不知是否确切。

  

  还有一个沈元,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上海人,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他受不了劳动的苦,就向组织请求回家自谋生路(当时政策规定,不接受处理者,可以自谋生路),为这事,在我们两个抬大木头之后休息时,他以试探的口味和我探讨过。他说:我回上海是不行,可我姑母特别疼我,她和我姑父只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我姑父是大医院的院长,名大夫,他允许我到住在他家里读书,家就在北京东城,反正我是在家中闭门读书,两耳不闻 窗外事,你说可以吗?当时我说,政策是允许的,日后会不会变?不过只要不再出新问题,未尝不可。可能受了我这句未尝不可的支持,两天之后就离走回家。日后传来,他闭门读书,研究历史,于196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洪秀全》等文章。这一年是反右和“文革”间政治空气比较缓和的一年,万物萌动,似乎春天就要到来。沈元的文章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起,邓拓自杀,批《三家村》牵出了沈元。他一个文弱书生受不了这等磨折,在一天傍晚,他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欲闯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哨兵抓获下狱,他的表妹生的美而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期间他们两人已经成婚,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 ,没过多少日子沈园被捕,就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执行最高指示的岁月里。她表妹仍抱着企望对共同挖洞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叫她开审判大会,在大会上 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法官宣布,以叛国罪判死刑立即执行。其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此案当时北京各大报都报道过。沈元死的时候仅仅30岁。

  

  再说说王一民,他是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瘦高个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大冬天,晚上地里没有活儿,右派在劳动之余,还担负着包干扫盲任务。这王一民教一个青年农妇识字,他工作很认真。一天晚饭后,王一民按时去教课。农妇正低头做活,没有发现王的到来。等听到响声,猛转身抬头,王为表示礼貌,裂开嘴向她一笑,没想到王的高度近视眼镜在昏黄的电灯照射下,可能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聚光现象,就像京剧里金钱豹的反光眼相似。农妇吓了一跳,不禁啊地喊了一声。正巧,农妇的丈夫回了家,他一把卡住王的脖子,厉声问:“你他妈想干什么?!”这王一民一时懵了,再说,他被卡住了脖子,如何能说出话来!第二天,王一民因为犯了“流氓罪”,被押送到了劳改农场。列位看官,你说那可怜的王一民他要想干什么?!

  

  我还想再说一说“中右”们的命运,我们班的“中右”或者“候补右派”有7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冷辛。她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大姐,入学时,她己是二十六岁了,爱干净,穿着洗白了的旧军衣,不尚打扮,显得很朴素。她长得白皙清秀,冷静沉稳,有一副好歌喉,每当班级有什文娱性的集会,必有他的节目·她唱得最动听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苏俄民间描写青年男女相恋的歌·歌词优美,声调欢畅柔和,我记得几句歌词是:

  

  …夜色多么好 令人心神往 多么迷人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 坐在我身旁

  

  她唱的流暢自然,歌喉园润中还帶一奌颤音·给人们以悦耳美的享受,本来在中苏友好蜜月的年代,是作为已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介绍过?淼摹ず罄凑馐赘栌直慌?形?招薜幕粕?枨??璡r

  

  我们 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冷辛,也不知她的消息,她哪里去了呢?一直为我和所有的同学所惦念。但是当我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候,校庆90周年,95周年,100周年,我们都没有提起过她,相见之后只是握手言欢,谁也不愿再去触动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冷辛,每个人都想着这个名字,但都不愿提起。有的是不了解,有的是不愿说出。我记得,我在他们分配前三个月,就下到斋堂乡去了。她据说是分到南京去了,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跟同学们联系呢?这是一个谜,但我能猜出几分。当我说到冷辛的时候,我看到未名湖上出现了她那清秀的面容,她冷冷地微笑着。我正想问她,只见她手指往前一伸,湖面上却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她就是朱家玉。我感到诧异,但我意识到冷辛启示我,她的命运是要向朱家玉那里去寻解。:朱家玉她不是我的同学,她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她是中文系年轻的女教师,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朱家玉是上海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当我来北大求学的时候,她已经开课了,她讲的是民间文学,我听过她的课。她个头不高,说话时面带微笑。为人谦和,她讲课认真详细,同学们每有疑问,她都认真解答。凡是不能解答的她都查阅资料后再给同学们讲解。我记得她曾讲过中国最早的民谣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弓箭发明后先人们对这种武器的颂歌,她讲得非常生动、欢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课后,我留在教室向她探讨一个问题:我说先民读“肉”,应该是读“如”或“乳”,其韵符应该是“u”而不应该是“rou”,否则与前面的“竹、土”就不谐韵了。她笑了笑,勉励我说:“你很动脑筋,我想也应该是如此” 。就这一句鼓励话,对我日后写了几篇“方言、土语语意溯源”的文章起到了先导启蒙的教益。虽然接触不多,但我隐隐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悲剧意味,她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见解,骨子里桀骜不驯,不是那种随声附和的人。我是调干生,她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但她是我的先生。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们曾在一个党支部里生活过,她对我总是刮目相看。有几次她邀请我到东门外的“义和居”吃早点,“义和居”里有一种小吃叫菠菜猪肝汤。两个烧饼,一碗菠菜猪肝汤,总共三角钱,只要一块去,她从来都是请我吃饭,因为她有工资嘛,而我是个穷学生。

  

  1957年夏季,未名湖上风涛汹涌之时,朱家玉的好友乐黛云已经在劫难逃了。因她与乐黛云先生感情融洽、关系密切,所以在批判乐先生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涉及到了她,但她还没有被揪出来,她只是名普通党员,而乐先生是支部书记。不过,他们这些经常在一起的青年助教们,已经有六个人被打成了“右”字号,她(他)们之所以成为“右”号,重要一条是:看不起一位向来不教不授,而冠以教授头衔,且掌握着中文系政治大权和划右派实权的人,不教不授者,不一定没有学问,象冯友兰先生,就只挂教授衔,却不让他教书,怕他“放毒”传播唯心论。而中文系这位不教不授者的“教授”,却实实在在的是那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筍式的人物,全系师生都心知肚明的他的那点“学问”,可是趁不住气的中外著名的古汉语学者杨伯峻先生首倡此观点,公开说出了;“不教不授何以称之谓教授为”?于是’杨先生是中文系教师中“戴帽”最早的人。瞧不起某个人算什么罪过?在为右派定罪名时,那就要把瞧不起兑换成政治语言——反对党的基层领导。拿这把划右派的的尺子来衡量,随后,研究生班的整个支部成员,从书记到委员全被打成右派,教员文学史支部的主要成员和党员也被划为右派,总之,此人在反右运动中立了大功。当时,中文系全体师生不过800余人光右派就划了80余个,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估计的大学生娃子中也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位基层领导是汉族人,如果是蒙古族,人们就很可能把他当成内蒙古的内人党的领袖乌蓝夫的兄弟,因为他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此人也是福将,文革前就退休了,所以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他没退休,在文革中左手持敌敌畏,右手拿二锅头,边走边喝,因而死于香山脚下的、不会是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而应该是他。 尽管如此,不过他的日子也不好受,退休后他没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知心者。过年过节也没有一个学生去看他 ,踽踽独行,自说自话,在忧郁和苦闷中终了此生,死前频频谵语’还惊恐地唤着已死亡右派施余力的名字、还有朱家玉等人的名字……

  

  话再说回来,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不能不让朱家玉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魔掌在控制着她的命运。这年的夏秋之交,学校工会组织教师去大连旅游,她也报了名。去时从天津上船到大连,回来自大连乘船直驶天津港下船。就在回来的头天晚上,还有人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眺望海景,但到第二天,轮船抵达天津港的时候,却找不到朱家玉了!

  

  朱家玉哪里去了?这是个谜,但也不是特别难以破解。她那么稳重、细心的女子,决不会失足落水的。恐怕是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恐,冥冥中知道自己难以逃脱那只无形的魔掌,决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效仿屈原,以死抗争。以她大家闺秀的气质,高洁无羁的心灵,清白美丽的身躯,她是不甘忍受那些粗暴的污言秽语的!于是,在这个静静的月夜,她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投进了大海的怀抱。既然在劫难逃,不如从容蹈海,这就是朱家玉的性格。除此而外,别无解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杜甫《天末怀李白》的诗: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我似乎恍然大悟,未名湖在向我展示朱家玉命运的同时,也告诉了我冷辛的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只身来到杭州,投奔在省政府任省长叔姥爷。不久,叔姥娘给她找了个职位,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管伙食账,干了半年,她就辞职去了一所学校教书。这一段经历她如实汇报给了组织,因为在她的印象里,那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单位。没想到组织上一调查,那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可是,那个机构已经随着国民党败退离开了大陆,没有人能够证明冷辛没有参加特务活动,冷辛也不为自己辩解,她相信组织上不会凭空把罪名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可是天真的冷辛错了,她的鉴定材料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历史问题不清,不过因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无法证实,组织上没有对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只是给她留了一条“尾巴”,这条罪恶的“尾巴”如影随形,最终将她致于死地。现在看来,即使侥幸混过了“反右”,也绝对过不了“文革”这道大地震。

  

  冷辛来到南京后,因为是历史问题不清,政治上又是中右,大机关拒绝她,中机关不要她,那个接受了她的小单位对她“另眼相看”,她的对象是驻南京的现役军人,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不得不与她分手,当时她已经三十岁了!在没有理解,没有关怀,没有事业,没有爱情心,无处诉说,不能证明的情况下,她就只有投进扬子江那滚滚的波涛啦!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派、中右的命运如此,那么左派的命运呢?他们当然好了!他们是左派,是党所信得过的,所以都分到了理想的单位。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凡是不正常的事物往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极左派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在报社工作,尽管他们开始拼命鼓吹“大跃进”、“三面红旗”,为极左路线摇旗呐喊,效犬马之劳,但这些人毕竟属于善于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等到“大跃进”的牛皮吹破,“三面红旗”变成了人为的“三年灾害”,整个中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们感到惶恐惊觫:原来为之奋斗的事业竟是这样的虚伪和残忍!于是,他们一改吹鼓手的形象,开始关心起国计民生了。在一些私下通信里在日记里,他们歌颂苏联,称“赫鲁晓夫万岁!修正主义万岁!”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了,他们的命运甚至比右派还要悲惨!他们被剥夺了工作权,一个个被打到乡下去,连生活费都没有。从1957到1962的五年间,他们就由极左派变成了反革命集团。也有一两个人未被打成反革命,但由于“文革”的彻底性,他们也未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譬如,左派的核心人物就是以“包庇反革命”和“传播修正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批斗。由于他拒不认罪,被造反派打破耳膜致双耳失聪。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把耳朵贴近我的嘴唇,让我大声说话……日后,每忆及此景,仍然激发起隐隐地痛疼的共鸣感……左派跟右派本来政见不同,誓不两立,在极端的岁月里却殊途同归,真让人掬一把辛酸笑泪!

  

  再说说那个孟宪忠,他不学无术,只会投机钻营,他干过矿工,小学没毕业被保送进了速中,速中一毕业又被保送进了北大新闻系。他还是带着工资上学,可以不修外语,尽管他数学不懂分数,读报常念白字,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但这并不妨碍他当我们班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另类”的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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