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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里江:司法实践中媒体侵权基本抗辩事由分析

——以北京市朝阳法院的实践为样本

更新时间:2014-03-31 21:47:36
作者: 俞里江  
判断很难。法律制裁的是诽谤,是散布虚假事实来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法律不能判断不同意见的是是非非,这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来达成共识,通过“意见市场”的竞争来实现。如果把不正确的意见等同于侵权,那就可能连正确的意见也会受到压制。[14]比如:无故指责一个医生是杀人犯,将构成侵权。但是针对一名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那么媒体可以评论他是杀人犯,予以谴责,也可以评论他是实行人道主义,予以赞同,这都符合公正评论原则。[15]

   虽然在理论上,事实与意见可以径渭分明,但在实践中,意见与事实往往很难划出一个鲜明的界限。因此,如何区分事实与意见一直是实践中的难题。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能否被证伪”一度被认为是判断陈述是意见还是事实的标准。无法证伪的是意见,反之就是事实。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标准仍然单一,必须综合考察作品的其他内容。这样,奥尔曼标准在1984年应运而生。该标准包含四项内容:(1)该陈述能否被证实或证伪?(2)措辞的普通意义或一般意义是什么?(3)该评论的新闻语境如何?(4)该评论的社会语境如何?[16]由此可见,作品的整体判断及背景也是考虑是否构成评论的重要因素。

   如何确定言论构成“公正评论”,其要件包括(1)评论的基础事实须为公开传播的事实,即已揭露的事实,而不能是由评论者自己凭空编造的事实,也不能是具有明显不真实的事实。对于符合上述要求的已揭露的事实进行评论,即使该事实具有诽谤性,或者不真实,媒体发表评论都不负侵权责任。以故意编造或者明显虚假的新闻事实作为评论的依据,本身构成侵权责任。如果评论隐含该意见的根据有未揭露的诽谤性事实可能的,也不具备本要件。(2)评论须公正。评论的内容应当没有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辞。对此,应当特别区分评论的言词尖刻与诽谤之间的界限。在评论中,即使批评的言辞非常尖刻,只要不是诽谤,不是故意贬损他人人格,就不是侵权。如果评论中有贬损人格尊严的侮辱、诽谤性言辞,则为侵权。(3)评论须出于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社会公众对于评论中所涉及的事项享有法律上的利益;二是评论中所涉及的事项受到公众的质疑或是公众的广泛关注。如果媒体发表的评论出于作者的恶意,借评论而故意贬损被评论人的人格,构成媒体侵权。[17]另有观点对评论免责是否需要“公正”这一要件提出不同意见。其认为,意见的自由的竞争不仅是我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必经途径,而且是社会保持开发和理性、进步和繁荣的一个必要因素。所谓发表意见的自由,不仅包括发表符合流行规范的意见的自由,也包括发表不符合流行规范的意见的自由。只要他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去强迫其他的公民接受他的观点,也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去强行实施他的主张。因此,对所谓“不公正”的评论也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基本事实真实,不是出于主观恶意,即使是不公正的评论也可以局部抗辩。[18]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公正评论”免责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至于“公正评论”应当具备的条件,对于评论须公正;评论须出于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这些条件并不存在分歧,存在较大分歧的是评论所基于的事实被证实系虚假,评论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问题。有人认为,评论所涉及的事实如果虚假,评论就没有依据,就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内容基本属实”的条件,不应认定构成公正评论,评论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有观点认为,评论者不同于事实的传播者,他只是采集了他们所发现或传播的事实,如果评论者并不知道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或者没有理由知晓事实是虚假的,即使事实真的是虚假的,也不应负责。如果要求评论者必须首先调查事实的真假之后才能发表评论就可能压制评论,最终影响表达自由。例如,报纸报道北方某城市一单位发生责任事故,南方一位读者想写一篇评论批评这种现象,如果法律要求评论者所依据的事实必须属实,则评论者考虑到调查核实的成本不得不放弃,或者评论者根本不可能有能力进行调查核实而被迫放弃。当然,如果评论者明知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知道他人所传播的事实是虚假的,仍然加以转述和评论,那么评论者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虚假事实的传播者,他应当为他所传播的事实负责。笔者认为,根据保护言论自由的需要及新闻评论的特性,后一种观点值得赞同。[19]

    

   四、如何理解“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或称“公众人物”)理论在理论界一直作为媒体侵权抗辩事由之一得到极大关注。学者一致强调,在媒体侵权诉讼中,应当将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予以区分,对公众人物起诉的案件适用特殊规则予以处理。但是对于公众人物的界定以及媒体利用“公众人物”作为抗辩的条件的认识,仍存在分歧。

   公众人物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判例。公众人物大致分为三类:公共官员、完全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和有限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因从事具有强大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工作而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比如社会知名人士;后者是指那些将自己推到公共争议之前,并试图影响公众意见的人。[20]在我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存在不同理解。但总体而言,在我国,公众人物范围包括官员和名人,大致没有疑问。

   “公众人物”之所以应当成为媒体侵权的抗辩事由,主要依据在于:1.保护舆论监督和知情权。舆论监督是通过公共论坛所抒发的舆论力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公民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权利冲突,其实质是公民权利和政府及官员的公共权利之间的冲突。给予公民和媒体更多的批评权利可以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并不会给官员个人造成严重的不当伤害。[21]2.满足公众兴趣。公众人物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前者主要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的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公众兴趣的问题。[22]3.利益平衡。公众人物名誉权适当弱化保护,不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因为他们已经从自己的角色中得到了足够的报偿:(1)社会的普遍尊重;(2)实现抱负;(3)成就感;(4)物质待遇。

   对于如何适用“公众人物”抗辩,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应当适用“实际恶意原则”。“实际恶意原则”是指禁止政府官员因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即被告知道陈述为虚假而故意为之或者玩忽放任,根本不在乎真假与否。很多学者主张适用“实际恶意原则”。如对于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课题组(徐迅等)在建议稿中建议:人民法院在审理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诉讼时,只要内容涉及公共利益,被告没有主观恶意,对于公众人物提出的侵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学者认为,我国没有必要采用美国实际恶意原则,但是应当考虑对正当的舆论监督予以政策性的倾斜保护。[24]有学者则指出,在我国引进“实际恶意”规则,涉及我国新闻媒介的法律地位问题,一时尚难实施。[25]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众人物的抗辩是否采纳,存在不同认识。[26]有对该抗辩事由予以认同的观点,亦有不予认同的观点。但公众人物概念,主要是被用来说明新闻关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至于“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裁判实际上从未采纳过这样的标准或者隐含使用该原则。法院通常以公众人物对“轻微损害”应当“容忍和理解”、“宽容”、“忍受”来形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限制尺度。这样实际恶意的主观归责原则就变成了“轻微损害”的客观归责原则。这种“轻微损害”主要是指在基本真实的前提下,针对公众人物那些涉及公共利益事项的激烈评论和披露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情况。因此,公众人物抗辩目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正当的媒介批评和公民批评提供一定的支持。[27]即便司法实践认可“公众人物”理论,由于该理论在于保护民众对于公共事物的自由讨论的权利和知情权,因此,仍应强调“公众人物”原则在司法实践应用的有限性以及适用该原则的限制条件。

    

   五、结语

   在媒体侵权的审判实践中,相关立法的不完善包括侵权责任法未规定媒体侵权,的确给法律适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方面,抗辩事由具体化、体系化规范的缺失,构成要件的缺陷,使得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无奈的”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客观上会影响裁判统一,削弱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在媒体侵权种类不断增多、内容愈发复杂的情况下,法院能否在案件审理中能动的运用司法权,使得司法行为能在利益调节、价值导向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都是法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通过鲜活的司法实践与现有的理论成果相结合,对媒体侵权诉讼的抗辩事由进行研究,应当是辅助做好媒体侵权审判较为有效的一条途径。希望上文的分析能够对媒体侵权司法实践的发展尽一些绵力,从而通过司法实践促进公民权利保护和新闻媒体权利保护的双赢发展。

    

   俞里江,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注释】

   [1]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页。

   [2]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载徐迅主编:《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3]郭卫华、常鹏翱:《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载《法学》2002年第5期。

   [4]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载徐迅主编:《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5]具体可参见郭卫华、常鹏翱:《论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载《法学》2002年第5期。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载徐迅主编:《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6]权威来源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7]对于转载,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首刊媒体与转载媒体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转载媒体在有合理转载来源、内容与原作内容一致、转载作品没有作为明显可以判断的虚假事实或者侮辱、诽谤语言的情况下,转载者应当减轻责任,甚至可以免除责任(但应采取更正等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在首刊媒体刊登的作品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基本减轻转载者的责任,但完全免除转载媒体的责任的情况仍然相对较少。

   [8]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9]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载徐迅主编:《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10]柯冬林:《论新闻侵权抗辩》,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阶段性真实与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中的“连续性报道”紧密相关。

   [12]郑文兵:《新闻侵权责任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3]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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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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