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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思想与学运

更新时间:2014-03-29 09:13:01
作者: 赵刚  

    

   发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国家暴力是要谴责的。然而(还是必须然而),这个暴力归根究底并非来自肉身个人,而是源自民族国家体制。换句话说,不论是资本主义政权或是社会主义政权,当面对这样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反应大致如此。相对于台湾知识圈所向来崇奉的欧美日,就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暴力而言,台湾的国家暴力客观地说还是最“文明的”,或最“软弱的”——这应是无争议的。如果藉此机会让对暴力的诉苦谴责能够上升到“民族国家与暴力”的论述高度,那或许应该是更有意义。

   但论述的缺乏或无法提升,恰恰是这次“太阳花学运”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言且客观地反映在运动诉求的朝夕变腾。原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探索。首先,这是在“历史终结”或“意识形态终结”的当代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发生在诸多第三世界前威权国家的“颜色革命”,就都是严重缺乏论述的。其次,若从在地历史来看,从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阳花,也有一个缺乏论述的祖孙系谱。在常识中,反威权争自由,一如反恶霸强梁,固然“不需要”论述,但在台湾这些年来的主流论述里,特别是在与中国大陆进行志得意满的对照时,台湾不早就不是威权体制了吗?那么,为何运动一起,还是得继续沉浸在这种论述缺乏的状态中呢?这个运动里的某一侧翼,虽然位居边缘而且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如果只靠举着一个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义”旗帜发声或发愿,也一样反映了论述的缺乏,但这一翼可以另外讨论。

   论述的缺乏,其实吊诡地又是运动之所以能继续的“动力”之一。因为运动所依赖的更是某种“我群”的情绪,而非现实的分析——这只要想到“懒人包”就思过半了。老实说,如果运动是建立在冷酷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分析的话,马英九政权的思维模式——经济与政治二分,经济上利用中国崛起寻找台湾发展机会,政治上继续亲美亲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运动的敌人呢?除非运动坚称台湾必须在政治与经济与所有其他议题上,都要与“中国”完全切割;他们做他们的“支那人”,我们做我们的“台湾人”。设若并非如此,那么运动的论述是什么呢?如何看待台湾依存于贸易的现实?如何立足于东亚地缘政治?如何追求两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会?……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确信”,而是“责任伦理”。

   不客气地说,情感与确信,固然让持有者因他者邪恶而自我感觉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觉恰恰是指向一个更悲惨的地狱之境呢?未来不可知。退一步而言,运动话语或懒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来如何如何恐惧,是否是让已经不待未来,而在过去这二十年来已经存在并步步加深的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一种悬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这种感觉结构里,最可怕的是台湾年轻人将来要向大陆人租房子,而非现在早已买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够了。

   但这当然并非仅是学生的责任,严格说来也更非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台湾的道德肌理问题。长期以来,台湾的知识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更尤其是社会学界,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学界”。在学生以及广大公众需要它提供论述时,它旷职缺守;但在学生情大于理,愤而上街之时,站出来不害羞地高调支持,甚至还街头授课的,也是它。如果在教室里提不出论述,移到街头也不能解决问题,只多了一点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学教授”并不是“解决”的一部分,而是“问题”的一部分。学生要上街头,不需要你教授运用特权不计旷课,因为运动参与者本就应该要为他的行动付出他自己的代价。学生要罢课,你教授不是要便宜地支持学生罢课,你更应该要付出你自己的代价,你要罢教——假如这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话,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代价,那谁要付呢?长期以来,从政的知识分子翻搅了一通,下了台,就是“回学校教书”!但话说回来,学生也要为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中负责。学运参与者对于充斥于运动空间中的种族主义或准法西斯语言,有没有试着提出自我批判呢?如果放任种族主义的歧视话语飙涨,而整天犹自满于“多元”、“异质”或是“公民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否也太伪善了呢?

   这场学运将要把台湾引向何方,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台湾社会一直没有解决日本殖民、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径这些历史遗留的周期展现。如果大家认为现今的“民主化”出问题了,那是对的,但问题不在于找出一个具体的人当代罪羔羊,而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化路径出了某些问题。这个路径把论述仅仅聚焦在“反威权”与“出头天”,从而抄了一条“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这个短路造成了认同政治乃至族类主义乃至类法西斯主义的暴涨,从而使得任何关于全局、关于未来的论证都高度被压制。但是,没有全局怎么谋一隅?没有千秋怎么争一时?现在“鸡回到窝了”,我们自作就得自受。

   既然族类主义(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华,其实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底气”,而“服贸”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仅是一个暗喻——毕竟有谁会关心台纽(台湾-纽西兰经济合作协议——观察者网注)、台新(台湾-新加坡经济合作协议——观察者网注)、乃至TPP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就现实的氛围而言,解决当今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民党该下台,换民进党“当家”了。到那时,也许岛屿上的人才能真正清明地面对自身的欲望与感情,以及——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开始。而那时,我猜想,我们的激昂的社会学界恐怕又将继李登辉执政后的长期潜伏而再度潜伏了。台湾的社会学最需要的,是关于它自己的社会学。但谁又在乎呢?

   这恐怕是台湾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并非知识分子所当言。作为知识分子,学生们,尤其是老师们,是否应该要面对我们自己无法脱卸的职责:为这个岛屿的前途提供思想论述——而这个思想工作与街头行动本就不应相互排斥。国家机器有禁区,但思想应无禁区。24日所发生的国家机器暴力事件,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这整个体制,及其作为知识、道德与政治范式的更深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无法绕过区域与历史。最终而言,思想上的独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独立自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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