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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有关台湾学运的几点审思

更新时间:2014-03-28 10:05:12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海峡两岸的法律学术交流伴随两岸恢复接触而艰难起步,斯后渐趋频繁。早先以私法领域的交流为主,而近年来公法领域的交流有后来居上之势。公法的交流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及政治敏感点,甚而遭受政治正确的拷问。但两岸公法交流的组织者表现出极高的智慧与柔软,从而使得论坛能够连续不间断举办了5届。

   遵循惯例,今年第5届论坛轮到台湾政治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举办。台湾的学术研究机构实行高度学术民主的原则。学院、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均被视为公益性服务角色,行政化的色彩颇为淡薄。政治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由中心研究人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不论职称高低、资历深浅。此种制度的好处是力避行政压制学术,学术的自主性、学术尊严能够较大程度得到维系。其不足处是整体的协力不足,作坊式的学术平台难以承担大型的学术交流、学术集成任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每当由年轻资浅的学者担任研究中心主任并筹办公法论坛时,似乎总有点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

   台湾人好像有意给我们这些大陆的宪法学者提供一些鲜活的宪法素材。上次在台会议期间,正好碰到台湾“五都”选举。东道主特别安排我们观摩了选举的全过程,其中颇为戏剧性的事件是我们在台北市长候选人郝龙斌造势现场,亲睹了连战之子连胜文被枪击之后的部分过程。本年度论坛期间,则更是波诡云谲。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的报道或者现场观察,对整个“太阳花学运”事件有了一定认知或了解。

   因为“服务贸易协定”在台湾立法院审查的争议进而引发一场出乎大多数意料之外的学生运动。整个运动以学生占领立法院为肇端,以学生23日晚突兀地占领台湾行政院作为重要转折,以警察驱离学生导致攻守双方互有冲突而引发全世界媒体聚焦。直面事件的评析已连篇累牍无需赘叙。我在此仅表达对该学运事件的另外几点思考。

   其一:参加学运的学生以80后、90后为主体,他们是在网络资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整个学运的聚集和信息发布均以“脸书”为主,其特质是信息交流迅捷,但也存在信息碎片化、偏狭化之弊。绝大多数学生对服务贸易协议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但也盲从大流单纯为学运而学运。同时因台湾资讯传媒奉行所谓自主独立原则,这也加剧了政府因应事变规制媒体的难度。类似事件下很多政府可采取的统一发布权威消息、禁止谣言传播而采取的管制媒体措施,台湾政府几乎不可能做到。同时学生因对政府隔膜或因意识形态的挑唆而导致的脱序行为,政府对之也束手无策。如何直面全球化背景下学生新生代的政治参与要求,将其导入制度化的轨道,台湾政府也少有办法。

   其二;台湾已经历两轮政党轮替,诸多方家曾经将其归纳为较为成熟、优质民主的类型,但事实证明得出此种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学生抛开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立法院,而自赋运动本身的民主正当性,拒斥立法院的多数决原则,这凸显了民主意识与规则思维的紧张关系,以及集体无意识冲动的困境。

   其三;台湾现任领导人依赖民主选举而获得合法性,但其当下民意支持率创下历史新低,仅为9%左右。在九成选民不支持其施政政策的情形下,其不仅权威性过于式微,实质上形同跛鸭。一个如此孱弱的领导人触碰强大的利益集团,其实是未战胜负已判。有诸多台湾学者干脆不承认其民主正当性,甚至重祭洛克的革命论大旗。民选政府如何接受流动民意的考验,这是转型政治下需要审视的重要课题。

   其四;台湾政制属于“总统制”还是“双首长制”一直存有争论,但此种政治架构无法实现立法与行政稳定互动的缺陷此次再度彰显。“马王心结”造成的貌合神离,使得蓝党空有立法院人头优势,行政部门的施政处处受到立法院的掣肘。

   其五;诸多台湾人的两岸关系思维处处受到一种矛盾心理的作祟。他们既自傲、自负又自卑敏感。大陆的经济力量不大强大让很多台湾人内心失衡。一方面台湾岛地局侠、经济结构畸形,使其严重依赖大陆元素提振经济,另一方面又因为内心疑惧,害怕因经济的依赖而导致失去政治的自主。大陆如何释放政治善意,打消台湾人的疑虑,是未来对台工作的必须谨慎处置的重要面向。

   其六:任何学运时日持久则必陷入热情消退、理念分歧、内部分化、支持者散去的困局。此次台湾学运由平缓占领立法院而转向激进“攻陷”行政院,导致学运脱序即为例证。学运撕裂台湾社会和谐,让台湾未来蒙上不确定阴影,亦会让大陆素来否弃民主的势力更加坐实了反对民主的借口。哀之鉴之,学运留下怎样的历史遗产,需要在未来时间隧道中去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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