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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更新时间:2014-03-20 16:52:00
作者: 马克斯·韦伯  

    

   再问一次:为什么是波兰人在东部占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呢?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手段优秀?还是因为他们的资本雄厚?都不是。原因其实相反。适合东部气候和土壤的耕作方式,是种植谷类和马铃薯、配合粗放式牧牛。在这种耕作方式下,农民要尽量避免市场的不利影响,就只有把农产品放进肚子;因为进入肚子的农产品,完全不会因为价格下跌而贬值。这种农民只是自给自足;当然,自给自足的农民,如果能把物资和精神自下而上的要求降得越低越小,生存的机会就越高。德国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和德国西部的小自耕农完全是两个样。西部的小自耕农,就像我们从莱茵河得天独厚的河谷地带所能观察到的一样,拥有一小片土地,通过经营温室和菜蔬花果农圃(market-gardening),供应城市的市场,忙得不亦乐乎。而在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可以说真的吃草为生,所以才获取了更多土地。他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

   日耳曼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长久以来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两个民族因此都拥有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过程: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

   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breeding),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

   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这一点我们刚刚才看到,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现在,就德国而言,由于农业耕作模式转变,以及农业面对深重危机的关系,使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走向胜利。甜菜种植业日益繁盛、谷物种植业日益无利可图,这是同步的发展,而且结局都一样:甜菜种植业兴旺使波兰季节工繁衍,谷物种植业衰落使波兰小自耕农繁衍。

   我要强调:我并不打算从上文所提到的种种现象中,发展出有关这些现象的什么理论。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目前肯定无法解决,我对于这个问题只好退避三舍。

   撇开这个问题后,我想人人都不约而同地首先要问: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请各位原谅,我不会在这里就此问题作出详尽的讨论,而只会集中讨论两点建议。我认为,这两点建议是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事实上,这两点建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两点建议分别是:

   关闭东部边界

   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曾执行过这个政策。但俾斯麦于1890年3月20日辞职后,东部边界再次开放。外国人虽不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但可以用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德国东部。唯一受惠于外来劳工潮的,就是东部大庄园主。但普鲁士统治集团的高层中,有一位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地主,为维护日耳曼民族利益,要驱逐这些外来劳工(中译按:指俾斯麦);而另一派则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这反映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阶级的经济利益并非总是扮演关键角色。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

   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

   这就是说,一方面扩大皇室土地(crown land),一方面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耕作的土地,尤其是拓殖适合耕作的皇室土地。

   从日耳曼民族利益的角度而言,实行这两点建议,从而消灭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是值得的。反正,不这样做的话,我国东部的庄园土地也会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民族逐渐蚕食。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政府这样做,不仅符合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同时也可杜绝大庄园主的索取,庄园既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本应由他们承担经营庄园的风险和责任,但他们却总是恃着庄园的重要性,要求政府的保护。我所指的索取,是指较早前的两点建议:由政府垄断谷物的进口[这是坎尼兹(Kanitx)于1894年提出的],以及由政府每年向东部庄园主提供5亿马克的津贴。

   但如前所言,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并不是普鲁士农业政策的这一具体问题。相反,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首先是这一事实:德国人需要从经济上保护自己这样的问题不管怎样都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我们都认为德国人在德国东部“应当”受到保护,都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从保护德国人这种角度出发来制定。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对此的答复尽在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

   但是,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出发应该怎么说呢?“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是否应当把这种民族主义价值判断看成偏见,从而应当小心翼翼加以摆脱以便用经济学自身的特定价值尺度来衡量经济的事实,不受任何感情好恶的影响?我们由此不能不问,什么是国民经济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特有的价值尺度?我愿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Kampf)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德国农民和短工在德国东部并不是被政治上占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相反,他们是在为日常经济生存而与一个劣等民族竞争并在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他们离乡背井,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观,经济学工作的唯一可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生存的“愉悦平衡”(Lustbilanz)。然而,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为基础才可能。人们今天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努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如果我们经济学的工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在于而且只在于对未来、对那些在我们以后降生于世的人有所帮助。但也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不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我们最好记住,在进入人类历史的未知将来的入口处写着:lasciate ogni speranze(放弃一切希望)!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但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们天真地认定以致顶礼膜拜的价值标准却或是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其分配问题(社会正义)。然而,人们事实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到某种绝对压倒这两种价值标准的东西,这种感觉尽管模模糊糊但却不可抵御地绝对主宰着我们,这就是我们事实上意识到,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防一个特殊的错误观念。

   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说得略为夸张一点,如果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族类的面相中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诚然,即使我们在此世的最高终极理想也会改变和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将认我们这一代的素质为其自己素质的祖先。我们致力以求的是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后来者树立先驱者的楷模。

   由此,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这种情况会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超出国界而成为一种全球经济体就有所改变吗?“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照此说来,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只不过斗争现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斗争更为缓和,还是使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尖锐,现在尚言之过早。同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我们能传给子孙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

   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起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对我们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有些人把民族国家抬得高不可攀,殊不知被抬得越高,其性质也就越是如坠五里烟雾之中,事实上,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我们所谓“国家理由”,并不像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所曲解的那样,似乎我们在一味鼓吹“国家扶助”而非“自助”,或主张国家任意干预经济生活而非经济力量自由竞争。非也!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

我在这里是否有点不必要地向诸位重复这些看上去不证自明的道理?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位经济科学的年轻代表是否更加没有必要这么做?不然!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似乎恰恰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最容易经常视而不见这些最简单的判断力基础。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课题在这一代人中引起以往从未有过的普遍兴趣。在各个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大行其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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