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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更新时间:2014-03-19 20:44:34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但是,使乌共无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样也使库奇马难以比肩叶利钦和普京。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1990年代共产党与民主派的斗争结果是谁也没能取胜,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的俄当局固然是逐渐背离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没能靠意识形态取得复兴,其支持率自叶利钦后期达到峰值后就不断衰落,只能靠“爱国”民族主义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于是俄罗斯的政治从府会之争、左右对峙之后,到普京时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民族主义旗号求同存异,在民主虽有相当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党议会政治的状态下,实现了剧变后从未有过的政局相对稳定。

   然而,如果说乌克兰的前两个阶段与俄罗斯相当类似,进入第三阶段后却与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越来越乱。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是“亲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罗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

   在左右对峙阶段,库奇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至少也不会以库奇马为头号敌人。但是乌共这个对手衰落后,库奇马的“亲俄”却引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间自由派与寡头自由派也转趋对立,以中西部乌克兰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民间自由派在“亲欧疏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与寡头自由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矛盾越来越凸显,终于酿成了以东西之争为背景的“橙色革命”。

   早在库奇马当政后期,他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已受到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但新的抗争不再有“左右”分野。这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寡头”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反寡头的、除乌共以外的左派,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潮,但过去领头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参与,反而与库奇马同受冲击。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政治风波不断,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在宪法规定总统连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东部亲俄寡头、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继2002年任命其为总理后,2004年又支持其竞选总统,从而由“大选舞弊”风波引发了那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意味着乌克兰政治进入了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和先前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形成的亲欧西部势力(当时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对垒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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