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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群:改革与核心价值体系

更新时间:2014-03-13 10:56:30
作者: 吴立群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建立。在列宁时期,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然而,遗憾的是,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改革中,叶利钦否定列宁主义,主张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提出以“新思维”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突如其来的转轨使俄罗斯面临剧烈社会冲突,旧的核心价值体系被闪电般打破,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尚未构建,民众心理出现了精神虚无主义的倾向,这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经验教训,重新审视俄罗斯发展道路,提出必须树立统一的俄罗斯思想。俄国社会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变迁和重建给人以深刻启示。

    

   一、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核心价值体系状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分严峻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1918年夏天起,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相继向俄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与此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反革命武装叛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列宁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团结和合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联合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发展出新的理论—列宁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俄国是通过急剧的社会革命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通过一次革命实现新旧更替,但是,人们价值观念的转换却不是暴力革命所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教育。列宁提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在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和教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研究院、红色教授研究院、党史研究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成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场所。各种社会团体及青少年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主义学校”遍及学校、研究院、工作场所、军队、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宣传列车、轮船和鼓动站风糜一时。此外,节日游行、政治宣传画、瓷器画等大众艺术也搞得红红火火。

   苏维埃政权还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创办一些新的报刊和出版社,为贯彻、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服务。这一时期创办的《贫农报》、《红色报》以及共产党人出版社、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等等大众传媒,成为实施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俄共还通过出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经典理论书籍;创办《共产主义之路》、《共产主义旗帜》、《共产主义者手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社会主义学院通报》、《无产阶级革命》、《红色文库》等许多新的理论刊物;编写工农通俗读物等等,并采用广播、电影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和宣传。总之,在列宁时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确立,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列宁去世后,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尽管有某些方面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首先,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官僚主义膨胀,社会主义民主被重创,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根据。在列宁时期,苏联的部级单位为13个,斯大林时期增加为68个。机构臃肿导致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的增长。权力高度集中助长了趋炎附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之风,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虽然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正确主张,但在实践中却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并使肃反扩大化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大清洗”。大清洗之后,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老党员几乎消灭殆尽,而占党员大多数的新党员大都未经历过革命实践,这必然导致列宁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

   其次,在经济上,实行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与“重工轻农”的生产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体现,从而削弱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完全可以被“计划”控制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据此,斯大林恢复了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具、牲口以及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权。这种农业全盘集体化严重脱离了苏联国情,导致1932-1933年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苏联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行政管理,这使得企业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单纯追求高速度,不计成本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这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言:苏联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此外,苏联经济还采取“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二战后的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得重工业增长了9倍,轻工业增长了3.2倍,而农业只增长了0.3倍。“重工轻农”造成的后果是消费品供应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到应有提高,这使得广大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体验,自然会削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再次,在思想文化上,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加深了民众对现实社会主义意义的质疑。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联党内的“左倾”指导思想日益严重,不顾历史已由“文化一统”的革命专政时期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沿用“文化一统”政策而反对和平时期应该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这既使原本应该具有的“社会主义法治”继续被“人治”所取代,又使苏联人民的言论自由、生活自由等正当人权受到无理压抑,从根本上说,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邓小平曾对此指出:“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由此可见,这种文化体制必然会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其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与信赖,进而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总之,斯大林模式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无合理性根据的境遇。据此,苏联要想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造。

    

   二、偏离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后果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赫鲁晓夫开始进行突破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虽然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赫鲁晓夫未能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继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开始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稳定的表层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特权阶层逐渐形成。据俄国学者估计,这一阶层大约有50万到7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会严重地冲击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学者写道:“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他们这些公仆随意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把自己打扮为世界革命的旗手,要大家作出牺牲,一边却毫无节制地挥霍和享受社会财富;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或当外交官作为自己的特权。这些都必然增进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致人们由此及彼,认为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连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相信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夜间人”。“夜间人”是指白天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抨击权贵,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社会的这种状况必然会在社会意识中反映出来,尤其反映在青年的思想中。1968年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向苏共中央递送了一份简报,它写道:学校中最安静的地方是党史或者政治经济学资料室,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读者;在学生眼里,社会科学教师最没有用处;党委书记是愚蠢的化身;党委成员被认为是那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学生对政治严重冷漠,不屑于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甚至连纪念十月革命的游行都不愿参加,学校只能以“取消奖学金”来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大学生都不愿抬标语和领袖像。某官方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最近15到20年来,个人的内心世界受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之害,比受经济方面之害更为严重。青年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估价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念,这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秘密。我国青年的心灵与觉悟受到严重损害。”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信仰危机严重的社会,依靠改革重建信仰是必然的选择。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仍坚持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然而在尔后的改革历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偏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以“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作为三个重要手段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证。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正式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一纲领不再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强调要“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和“全人类价值”;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这使得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向。

   随着社会多元化方针的推行,各种非正式组织产生并迅速发展。1990年8月,据《莫斯科新闻》估计,当时苏联已有2000—3000个政党,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各种政治流派轮番登场,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各种行动纲领和价值观念沸沸扬扬。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宣告与社会主义决裂。许多政党和群众团体的大小报纸和宗教刊物以丑化社会主义为宗旨。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甚至这样写道:俄罗斯社会要“忏悔”,要在最短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行经济自由化,要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并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越来越远离十月革命确立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推行民主化、多元化,澄清苏联历史上许多问题的过程中,简单批判的做法导致对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谩骂,以至发展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的批判,甚至十月革命也被说成是“历史的错误”。无限制的民主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一批专门描写历史伤痛,聚焦苏联社会消极现象和阴暗面的小说、影片、戏剧等风靡全苏联。这股“历史热”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倾向,严重扰乱了群众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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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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