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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义: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方法

更新时间:2014-03-11 10:47:00
作者: 葛洪义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人们的行为真正纳入规则治理的范围之内。在社会管理创新问题上,规则与制度的完善,比一般性地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更为迫切。

   将社会管理与地方法制联结分析的另一个理由是:制度不完全是法律制度,不完全是以法律规则为依托的。制度的基础一般是规则,但不都是法律规则。“法制”一词可以将这些作为制度基础的规则都纳入考察范围。许多学者在法律与制度之间并不作具体区分。实际上,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仅仅有法律制度是不够的。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涉及到对违章者的处罚。但是,处罚多少、认定违章的方式、如何缴纳罚款等,法律一般都不会作具体规定,完全是由各级地方政权加以规范。而这些问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对道路交通参与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而地方有关上述问题的不同规定,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例如,不同地方对电子眼的设置有不同规定。有的地方允许秘密取证;有的地方,则要求必须公示电子眼设置地点。法治不能仅仅是一个原则,必须落实到地方的各项规定之中。地方法制是国家法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法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法制是地方在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法制涉及的也是社会管理中由“自下而上”因素推动的地方实施管理的规则与制度的活动。法律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由于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诸如地理条件便利程度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各种矛盾、纠纷、争议等呈现的问题形式各不相同,导致法律实施的具体状况也是不同的。尽管法律统一规定了各种权利义务,但是,由于上述差异,事实上,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等权利主体对自己法律权利的理解方式、关切点以及关注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维护自己权利的热情和方式也都是非常不同的。同时,由于法律需求的不同,各个地方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包括律师、新闻机构、行业协会等,参与法治的条件和能力也各不相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由地方产生的地方国家机关在应对与解决地方所直接面临的具体的法律问题时,承受着不同的压力,需要在中央确定的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宪法与法律赋予的权力,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自主采取各项积极措施,维护社会的团结。这些措施既包括地方国家机关依法自主设定的实施法律的规则与制度,也包括地方向中央积极反映基层民众要求,进而博弈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制度。没有地方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没有相应完善的规则与制度,社会管理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号上;依法治国,如何可能?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发挥社会成员的积极作用,提高社会自身的自我管理能力,社会矛盾尖锐以至于社会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时,国家方才介入。如此,可使国家可以集中力量,管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所不及的重要领域和事项。同时,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国家机关的作用,使他们真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力军。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处理好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即运用法律方法创新社会管理,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

    

   注释:

   [1]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法律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参见1993年7月2日“乔石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http: //www. law - lib. com1993 - 7 - 2,2011年7月2日访问);他之后依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规范和保障(参见《乔石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 必须有完备的法制规范和保障》,《人民日报》1994年1月15日)。

   [2]广东潮州“6·6”事件:2011年6月6日,因四川籍打工人员辞工时,讨要工资未果,打砸企业老板办公室,而老板则指使人挑断了该工人的手脚筋,进而引起了四川籍外来人员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广州增城“6·11”事件:2011年6月11日,四川籍外来人员乱摆摊点,与村委会雇佣的管理人员之间发生冲突,引发群体性骚乱事件。两起事件最后演变为大规模骚乱事件,均与同乡会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工作关系密切。

    

   出处:《法学》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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