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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

更新时间:2014-03-11 10:44:59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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