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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秋: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

更新时间:2014-03-10 15:31:53
作者: 刘长秋  

  
摘要:  代孕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代孕规制的效果。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完全禁止型、有限开放型和非统一规制型三种代孕行政规制模式。我国现行行政规章对代孕所采取的完全禁止模式并不违背行政规制的基本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更尊重人性的且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行政规制模式。然而,出于更有效规制代孕之需要,我国现行代孕规制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扩大代孕规制的立法效力和范围。

   关键词:  代孕;行政规制;模式

    

   近年来,伴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将该技术用于代孕已经渐愈成为医学实践中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和正视一个棘手问题。 发生在2011年底的“惠州八胞胎事件”和2012年底的“深圳买卖卵子案”、2013年“北京最大代孕中介被查处案”以及近年来频繁为媒体揭批的“地下代孕产业”,就无一不宣示了这一问题在我国的严重性。本文拟对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加以研究。

    

   一、代孕及其行政规制的必要性

   代孕,是用现代医疗技术(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将委托夫妻中丈夫或捐献者的精子注入自愿代理妻子怀孕者(即代母)的体内授精,或将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或胚胎植入代理妻子怀孕者的体内以使其怀孕,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妻抚养并取得亲权的一种生育方式。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代孕作为一种关涉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取向并直接影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方向的生殖活动,必须受到一定的控制。这是确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而不致被滥用和维护社会和谐有序的内在需要。而行政规制就是对代孕施以控制的必要手段。

   “行政规制”(以下称规制),在其静态意义上是指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限制国民权利或增加国民义务的法令等或条例、规则所规定之事项。[①] 而在行为学意义上则是指“公共机构针对社会共同体认为重要的活动所施加的持续且集中的控制。”[②] 就其本质而言,规制是行政权在社会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运用。作为一种行政权的运用,规制因其主动性、裁量性和广泛性而区别于其他国家权力;又因其强制性、优益性而区别于私人权利。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行政权扩张,行政机关不再局限于传送带的行政模式,行政法的地位显现,行政规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③] 成为现代社会中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方法之一。

   代孕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过程产生的一种背离自然生育方式并有违传统生育伦理的生殖活动,也是一种任其自流必然会泛滥以致背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发初衷并会贻害人类的辅助生殖活动。国家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必须对代孕乃至整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活动进行行政规制。对代孕进行行政规制,不仅可以确立和维护医院、医务人员以及普通公民在人类辅助生殖服务过程中的分工以及其在人类辅助生殖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边界,还可以最大可能地维护社会公共价值取向,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可以使卫生主管部门摆脱其在人类辅助生殖管理方面的主观随意性和易变性,提高其卫生行政管理的效率。从法理上来说,行政规制的模式选择,是一个规制研究与实践都不能绕过的问题。[④] 代孕行政规制的模式选择问题显然也遵循此道。

    

   二、代孕行政规制模式的立法考察

   当前,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三种有关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即:完全禁止型的行政规制模式、部分开放型的行政规制模式和非统一规制型的行政规制模式。

   (一)完全禁止型

   所谓完全禁止型就是在立法层面上完全禁止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这种规制模式将代孕视为本质上无差别的反社会现象,不区分代孕的类别,而给予完全的禁止,甚至动用刑罚措施对涉及代孕的行为加以惩罚。德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都采取了这一做法。德国1991 年颁布实施的《胚胎保护法》就明确禁止“借腹生子”的代孕行为,根据该法,违法实施代孕手术的医生将被判处三年徒刑。[⑤] 日本政府尽管并未对代孕规制进行明确立法,但日本医疗辅助生殖协会反对任何形式的代孕;而在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中也否定了代孕协议的效力,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否认了代孕的合法性,至于在执法上,日本更是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⑥] 法国也是完全禁止代孕的国家。其1994 年通过的《生命伦理法》,以法律的形式对代孕予以全面禁止,而其《民法典》也明确否认代孕协议的效力。

   生殖科技的双面性使得人们在充分享受开放代孕母所带来的科技成果的同时又充满对其可能产生负面作用的焦虑,在这种背景下,禁止代孕母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最无奈而又最安全的选择。[⑦] 然而,这一做法也经常招致批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概禁止代孕虽简单方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孕市场的强烈需求决定了代孕必然禁而不止,而缺乏法律规制的代孕市场亦将更加混乱无序,各种规避法律的代孕现象不断出现,对法律的执行和纠纷的处理有害无益,立法的目的无法实现,法律的权威性将面临挑战。[⑧]

   (二)有限开放型

   有限开放型即放开特定类型的代孕而禁止其他类型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采取这种规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会对代孕的类别加以区分,对于商业代孕以及未经政府主管机构批准的代孕加以禁止,而对于其他类型的代孕则予以开放。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就是采取这一规制模式的典型。在英国,商业性代孕是被作为犯罪来看待的,在法律中受到严格禁止。而对于非商业性代孕,立法上并不予以禁止,反而通过承认代孕协议效力的方式给予了认可。我国香港特区对代孕也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行政规制模式。在香港,依其《人工生殖科技条例》,商业性质的代孕是违法的,并构成犯罪,然而,法律并不禁止非商业性的代孕安排——只要这种代孕安排不是强制性的。此外,以色列也是在代孕规制问题上采取有限开放型的国家。在以色列,由主管机构批准的代孕并不为法律禁止,但未经批准的代孕则要受到严惩。根据以色列1996年3月通过的《关于代孕的法律》,未经批准委员会授权而签订代孕协议属犯罪,将被处以1年监禁。在未经委员会准允的情况下,当事人因为参加这样的协议而提供、交付和索要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行为属犯罪行为。[⑨]

   从各国代孕的医疗实践来看,代孕绝大多数都含有一定的经济动机,但也不排除极少数利他性代孕的存在。有限规制为利他性代孕开了绿灯,满足了那些基于自身缺陷而无法自己生育的妇女想要一个孩子的利益需求。同时,通过对代孕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将那些对妇女具有剥削性质的商业代孕等具有严重伦理问题的代孕排除在立法允许的范围之外,减少了代孕的伦理争议。

   (三)非统一规制型

   非统一规制是指国家对于代孕在立法上没有作出统一规制,而交由各个地方自行解决。美国是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并没有在联邦层面上出台涉及代孕规制的法案,这使得各个州在代孕规制问题上做法不一。有些州全面放开代孕——无论是商业代孕还是非商业代孕。如新泽西州、加利弗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承认代孕合法。但有些州则禁止代孕,如华盛顿州、密西根州、维吉尼亚州、犹他州、纽约州等,而密西根州的处罚最为严厉。澳大利亚也是采取这一规制模式的国家。在澳大利亚,联邦层面上并没有出台统一适用的法律,这导致各州在此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将商业化代孕非法化:如新南威尔士州的《辅助生殖技术法案2007》、塔斯马尼亚州的《代孕合同法案1993》、维多利亚的《辅助生殖医疗法案2008》以及首都领地(ACT)的《亲子关系法案2004》;而也有些州则全面禁止代孕——不论是是行业性代孕还是利他性代孕,如昆士兰州的《代孕父亲身份法案1988》、南澳州的《家庭关系法案1975》。[⑩] 在没有全国统一立法来加以规制的情况下,将代孕规制交由各个地方处理难免会引生各地方立法相互冲突的难题。这对于一国法制的统一无疑是不利的。

   就法律体系的归属而言,人工生殖法作为现代法律的前沿领域是生命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命法的本质则是生命伦理法,是保障各国社会最低限度之生命伦理的法律,其本质使命在于维护作为人类伦理社会秩序基本内容的生命伦理社会秩序,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对于生命法内容合理性的判定必须要建立在特定社会的生命伦理观念以及支撑这些观念的特定文化背景之上。以此为基点,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代孕规制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依据文本分析来判断其优劣,而更应当考察这一规制模式与该国家或地区的伦理观念与文化背景是否契合。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伦理与文化能够支持其代孕规制模式时,这种代孕规制模式才是一种合理模式。

    

   三、我国现行代孕规制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以反驳完全禁止代孕模式不合理论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的代孕规制是由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确立的。该《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据此加以判断,我国现行立法对代孕其实是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行政规制模式的。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模式,多年来学术界却存在诸多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对代孕不做任何区分而给予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尽管方便了卫生主管部门进行行政管理,但却违背了行政规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事实层面来说,代孕是实现生育权的一种方式。要禁止代孕,特别是禁止那些不能怀孕、不宜怀孕者寻求代孕的协助,就必须要有充分的根据,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而从限制基本权利的要求来看,用卫生部的规章来宣称禁止代孕是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如果从比例原则来看,禁止代孕尽管具有目的上的正当性,但却违反必要性的要求。[11] 然而,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代孕规制模式不仅完全符合行政规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下面,笔者将分别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对此展开分析。

   (一)我国现行代孕规制模式的合法性判断

   实际上,从法治的立场上来加以考量,我国现行代孕规制模式是完全合法的,其对代孕的禁止既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完全符合行政规制的比例原则。

   1.禁止代孕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权的作用仅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为之。换言之,如果没有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即不能合法地作成行政行为。[12] 如果仅从字面上来推导,则依该原则,在现行法律并没有授权卫生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禁止代孕的情况下,卫生部通过《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代孕的做法,似乎的确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但实际上,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误读,因为它没有认真考察法律保留原则的历史及其价值理念。

就其起源而言,法律保留原则起源于19世纪的“干涉行政”,其最初的意义是指行政机关如果要对私人的财产和自由进行干预,必须得到议会所制定的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违法。这时的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是指议会制定的法律,即狭义上的法律。然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行政权的膨胀化、技术化之特征使得原有立法机器的运转迟缓与飞速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是行政机关通过议会的授权获得了相应的立法权。这样行政机关原来只能依照议会所立之法行事的机械的依法行政,就发展为也能依据自己的立法行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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