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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重读巴金琐记

更新时间:2014-03-07 16:46:29
作者: 肖舜旦  

  作者的自话自说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因为按照现代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载体,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与作者的创作主旨脱离了关系,而作品的性质应该由读者说了算,读者有权利对作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作者的自我解释只应该是他的一家之言,没有权力强令读者接受。所以,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问世后,通常都对作品保持缄默,任由读者评说。由此来看,对《家》的评论,评论家完全有理由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而不该接受作者的评论诱导或暗示而盲从附和。

  其次,即便以巴金自己对《家》的评论来看,其中的思想痕迹的演进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研究这个过程应该是文艺评论家的一项有意义的课题。但在这里,我也只能浅尝辄止,谈些初步思考而已。

  1932年4月,在《家》的“初版代序”《呈现给一个人》中,巴金交代他的创作初衷只有一个:“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你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你活着完全是为了敷衍别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经逼近深渊了,不去走新的路,却只顾向着深渊走去,终于到了落下去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药来做你的唯一的拯救了。”“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的前进!” 这里,巴金的意思很明白,他写《家》的原始初衷只是怀着深情来纪念他的大哥的,只是“呈现”给大哥“一个人”的,根本没有后来的诸多宏观主旨、微言大义之类。

  在同年五月写的《初版后记》中为《家》的“定性”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了。这里所描写的高家正是这类家庭的典型……”其中一个关键词似乎完全被后来的评论家给忽略了,这个词就是“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就与后面评论中的“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等概念有极大出入,也就是说,巴金在创作初衷上,其实很单纯,对所谓“封建制度”的控诉意念并不强烈,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所以,对高家这大家族的性质还是定位在“资产阶级家庭”,这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巴金的两个叔叔都曾因清政府的实行“新政”而同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⑾可见这大家族所领受的异域风气应该会很“新潮”、很有些“先锋”或“资产阶级”意味的。

  1936年,在《家》的《五版题记》中(不到三百字),巴金对《家》的解释又多了一项,这次是对家慧的推崇:“读完了《家》,我禁不住要爱家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见他,我就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巴金对《家》较全面的自我阐释是在1937年2月写的“十版代序”《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一文中。后来的评论家大概都是以此为准绳来给《家》定性的,因为在这篇“代序”中,巴金把《家》的主题第一次提升到了“控诉制度”这个高度:“我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它(指“信念”--笔者注)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埋藏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我的积愤,我对于不合理制度的积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这篇“序文”写得悲天怆地,感情冲动,激情洋溢,《家》的反封建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但是,我们从“初版代序”到“十版代序”巴金自己对《家》的主题深入“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巴金思想的“变迁史”路径,从“呈现给一个人”——“我禁不住要爱家慧”——“我控诉”。在这个“三级跳”过程中,《家》的主题思想不断升华拔高;但是,如果我们静心回到文本,就不难发现,《家》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在它的始发点“呈现给一个人”的主题定位上,巴金是为怀念大哥而写,他的情感主要是为大哥而发的,所以,觉新才是小说塑造的最成功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是成功的,达到了巴金写作的目的。而关于觉慧和“控诉”的主题只是作为觉新主题的一种衍生物存在的,所以,这两个主题远不如觉新主题那么耀眼、那么自然、那么深刻。而巴金之所以会把主题意义不断“升华”,应该是在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拥戴、听到了许多批评家誉词后心理上的一种微妙嬗变的体现。因为觉慧和“控诉”的主题更宏大、更具有社会积极意义,被人提到的时候更多,巴金潜意识中被这些观点所诱导、暗示,不知不觉就把它化为自己的创作初衷了,因此,才使得《家》的主题意义最后几乎升华到了与《红楼梦》并驾齐驱的虚幻高度,这应该是一种很微妙的创作心理学现象吧,其中教训不可不察。

    

  五、

    

  巴金更优秀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憩园》和《寒夜》。关于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性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但在《家》的光环下,还是显得黯然失色,远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憩园》前半部分的叙事太精彩迷人了,流畅自如,顾盼多姿。关于“杨家小孩”的扑朔迷离的故事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小说的叙事张力始终牢牢抓住读者的心灵,还有穿插于其中的一种充满诗意的深婉惆怅的人生慨叹让人不禁沉入一种恍惚迷离的艺术氛围里,低回叹惋,欲罢不能。叙事技巧上真正达到了一种不着痕迹,巧夺天工的大境界。小说让人稍感遗憾的是在它的后半部分,让“杨家小孩”直接对我们大段大段地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显得斧凿痕迹生硬,就没有了前面那种深婉惆怅、恍惚迷离的诗意感了。当然,这种叙事方式也是那时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流行方式而已,如在鲁迅的小说《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里都有这种通过大段讲故事的方式来交代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在《憩园》前半部那种及其圆熟巧妙的叙事技巧的比衬下实在显得有些生硬,不和谐,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阅读《寒夜》,确实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强烈震撼感,这部小说堪称完美。

  小说人物、故事、主题都很简单。人物不过“三人行”而已:汪文宣、曾树生夫妇再加上汪母。故事:一个四口之家(还有一孩子)在抗战后期的重庆的普通悲欢离合的故事。主题:其实就是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现代演绎版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些简单的故事要素中,巴金的如椽之笔却以四两拨千斤的笔势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深刻,写出了人生的无限惆怅、无奈和悲哀。艺术上真正展示了平凡中显伟大的功力,展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才气。

  《寒夜》中人物形象的真切和生动,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发掘是《家》的概念化表现手段无以望其项背的。如其中女主角曾树生的形象的真实复杂性就远远超过了觉新的复杂矛盾性。作为一个有着“花瓶”性质背景的女性,巴金并没有简单的概念化的表现这人物,而是真切地展现了这“花瓶”人物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她要追求享受奢华的生活,与情夫纠纠结结,若即若离,最后甚至抛夫别子,与情夫另去他方。但她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她是真诚的爱着丈夫的。只是在物质诱惑和婆婆的一再相逼嫌弃的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生存方式。她的选择依然处处透着人性的善良、美好,貌似绝情的出走离异依然充满了人生的无奈和悲哀,这是一个极其丰满真实的女性形象,是巴金后期创作对人性真切体悟的结晶。

  细细品读《憩园》《寒夜》这两部巴金的后期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巴金创作思想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即在《家》的成名十年后,巴金的创作思路并没有延续《家》的创作思路,没有延续他自己也一度引为高明的“宏大主题”思路,而只是专心致志的潜入了人的心灵深处,矢志表现人性的深刻复杂性,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具有宏观政治色彩主题的追求。这是一种极有意味的思想嬗变。早年的巴金,很有些激进主义的“愤青”趋向,甚至长期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参加该团体活动。就是在这种激进思想的影响下,才创作成功了《家》。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后,巴金的思想并未在这条道上继续发展,并未变得更激进、更左倾;相反却越趋于平和,冷静,“中庸”,以至于竟侧身于“左翼”作家之外。在《憩园》《寒夜》这两部后期作品中,巴金完全脱离了“宏大主题”的影响,只关注于人性的善恶嬗变的微妙旨趣,只沉迷于对人性深度的发掘,表达自己对社会人性的深切人道主义情怀,而有意识的远离政治国家色彩。这不禁让人想起雨果在《九三年》的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以为,对人性的关怀,是巴金后期创作的主要方向,为此,巴金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憩园》《寒夜》两部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后者最具典型意义。

  《寒夜》的主题是什么?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发现许多评论家在分析作品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作品的人道主义立场,但另一方面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而把主题极力往别处腾挪,以求让《寒夜》更能上得了台面,以进入宏大主题的视野。可说用心良苦,却毫无必要,甚至有些弄巧成拙。

  试举两例对《寒夜》的分析:

  “小说以抗战后的重庆为背景,用沉痛悲凉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职员汪文宣的家庭悲剧。作家深重的笔触,对制造汪家悲剧的社会进行了悲痛的控诉,同时怀着深挚的同情,为痛苦挣扎的小人物伸冤。”⑿

  “巴金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真实、典型的描写了当时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和死亡。揭露了那个‘好人受气,坏人得志’的不合理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寒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旧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⒀

  这两段评论有两个共同的误区:

  一、都忽略了汪文宣悲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母亲对媳妇的无法容忍,也即“婆媳不和”这个中国封建家庭传统伦理中演绎了几千年的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不管汪文宣悲剧中有多少时代、社会的因素,但“婆媳不和”的主因,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倘若没有婆婆的一味偏见、嫌弃、猜疑、挑拨……女主人公树生不管再怎么“花瓶”,再怎么虚荣、轻浮,也不会抛夫别子的,不会“毅然”走向“情夫”的;而且,在文中我们看到,树生虽然已然出走,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始终未变,总是按时寄钱回来维持家庭运转,她绝对不是一个她婆婆认为的自私自利、水性杨花的轻浮女人。

    二、两段评论都过分的强调了“不合理”“社会”的悲剧意义,而完全忽略了人物命运本身的因素。我们可以假定,不管当时的重庆的社会现实多么“黑暗”,多么“不合理”,小人物生存多么艰难,但如果汪文宣不染上当时谈“肺”色变的严重的“肺病”,或者一家三口能够和和睦睦,相濡以沫,不出现内乱内耗的“窝里斗”,生活应该还能持续下去的,汪文宣的病情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甚至有效控制,至少不至于如此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吧!所以,两段评论为了使作品的主题意义提升到“暴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不合理”的高度而对汪母造成的悲剧主因却视而不见,这实在是一种脱离文本实际的盲目的论断。

  其实,巴金创作《寒夜》的本意只在于表达对人物命运本身不幸的高度关注,而时代社会的变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已毫无意义。《寒夜》中,巴金特意把人物悲剧结局设置在抗战胜利这个全民欢呼举国同庆的伟大背景下,就意在说明,在这桩人间悲剧中,国家的兴亡与人物的命运并不发生必然的联系。在《寒夜》“后记”中,巴金表达得很清楚:“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喲,黎明!’……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显而易见,巴金在《寒夜》中只想表达一位小人物在“被生活拖死”时的巨大悲哀,当然,“生活”中包含有“不合理制度摧毁”的因素,但还包含有其他不如人意的命运折磨,如疾病、家庭和睦、婆媳对抗等,这些也是人物“被生活拖死”的不可忽略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的评论家不能只抓住“’’制度摧毁”的次要原因,而忽略其他个人命运的主要原因。

  《寒夜》的情景氛围是极其悲凉的。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两年的写作过程对作家而言,是一种怎样的心灵煎熬,作家只有整个身心都完全沉浸在这种无比悲哀的情感氛围了,才得以真切微妙地把握作品人物的思想情感,达到与作品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艺术境界。《寒夜》完全达到了这种境界。《寒夜》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完全达到了雨果所主张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高度,这个“人道主义”的高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这才是巴金作为一位作家的真正伟大之处。《寒夜》的人道主义情怀是极其温柔、悲凉的,甚至是一种生命难以承受之“悲凉”;《寒夜》的氛围是极其寒冷的,但“寒冷”的极致却是作家的火一般的人道主义热情,它足以温暖一切,超越一切。如果说,是《家》使巴金一举成名的话,那么,《寒夜》,才真正使巴金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作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人宁愿几十年如一日的把赞颂的目光集中到《家》的虚幻、浅显、偏激的情感宣泄和那些枯燥苍白的政治化、概念化的符号意义上;却迟迟不肯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金无比宽广的人道主义大海中。对巴金后期的呕心沥血之作《憩园》《寒夜》有意无意的漠视或曲解,偏要把荣耀的光环加之于名实不符的《家》上,而应该得到荣耀的《憩园》《寒夜》却只能默默被人误解,被人无知地晾在一旁坐“冷板凳”,犹如锦衣夜行,剑藏匣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寂寞和悲哀?

  这就是巴金作品的“名实之悖”,这就是现实社会与巴金开的一个莫名惊诧的“国际”玩笑,不知巴金内心是如何看待这“玩笑”的,不知晚年的巴金老人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如今,斯人已去,这一切也许将成为一个永恒之谜。但是,作为热爱巴金的读者、研究者,我们应该有责任终止这个玩笑,让一切名正言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注释:

    ①⑤⑥分别引自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241页、241页、242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年6月第一版

    ②③④⑦⑧⑾⒀分别引自 张杰《〈家〉导读》53页、59页、114页、94页、66页、2页、2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⑩分别引自 刘屏《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122页、122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⑿叶千章编选《巴金小说名篇﹒编选说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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