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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隆:山高水长——读赵越胜《燃灯者》

更新时间:2014-03-07 16:35:06
作者: 刘宇隆  

  

  最近唯一真心买的书是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

  很久前就听说过这本书,人在域外,书找不来,网上读到只言片语的评论,对解渴无济于事。北岛在一个讲座里说:“燃灯者”三个字是他起的书名,结合作者多年去国离乡的经历,更对这本书的情感基调及价值指向好奇。我大概知道这是一本哲学家周辅成先生的传记,且不谈周先生其人其事,“燃灯者”三个字我就默念了很久——它真神来之笔,把“传递光明”这句空话从泛滥的现代辞藻择出来,形象化、使命化。

  拿到书后慢慢读完它,有关周辅成先生的一系列画面在我脑里合合离离。老先生1911年生人,至2009年高寿去世,近代史单元经历个遍。清华毕业,北大供职,被贺麟先生认为是全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人,此后不离康德。《燃灯者》里亦有一段:“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的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康德之类哲学家对普通民众亦如雷贯耳,但他们的煌煌大著即便对真正研究西方哲学——甚至研究康德本人的学者都艰深闳阔。我写东西偶尔带一些西哲的皮毛,就会有人问:追究这些有何意义呢?向深处去不难,和周先生似的从深处回来,且苦水已消化在自己的智能和血液,口吐皆怡然的清凉,太难太难。

  “批判精神”及“人是目的”的总结,非考问一生康德而自爱康德一生者所不能言,知点深浅的人都知道。赵越胜把周辅成先生的一些想法及他为人待事的种种侧影呈现给世人,最不济还有“哲学通俗化”这个功能。能循着这点意思再找回议题深处的读者不可希求,但总比微信里一团一团塞住人的判断力、审美力的“心灵鸡汤”要好太多。我始终不能承认“心灵鸡汤”的价值,不能承认有些所谓的“正能量”的价值,它们呈现着解读世界的简单化思维,袒露出制造者的平庸修辞能力和审美水准,把平常人心底残存的真诚过分稀释,装成一罐一罐发泡的软饮料,喝惯了就更难聚精会神,更难分辨糖之甜盐之咸——百味浓淡,百色深浅。

  这部书书写周辅成先生的另一层意义即展示给我们什么是苦难。想来那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反右”中先被侮辱再被杀,“文革”中先被肉体折磨再精神折磨——“辱而不杀”。我近来也读文革史,也向经历了文革的父辈祖辈询问那时候人的状态,心里默默邂逅鲁迅先生的一个痛苦的结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奴隶与人的最大区别是奴隶之间没有宽容,对奴隶主及奴下奴更没有宽容,无他,生存的巨大绝望使然。绝望在,而对丁点儿所得之物的袒护就忘乎所以,对任何假想中要攫取其所得之物的他人就无所不用其极。周辅成先生言语间,也道出中国文化里缺乏克鲁泡特金式的人道精神,甚至最起码的人道修养,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可以说是生吃活人的社会。如此后果,也许正由人们深心里的绝望而来。

  “文革”等等,解开了对绝望情绪的压抑,就把人道主义冲到边缘之更边缘。没有人道主义的束缚,所有赚人发指的恶行都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作恶的那一刻奴隶眼中只看到奴隶而不觉得腰带劈下去、开水浇下去,毁灭的是人、破碎的是家、奔溃的是价值信仰。人道主义的基座是玻璃和宣纸,上面随便哪种错误的信念跺一脚或放把火,社会人伦都容易涣散。——当然,这不是邪恶蔓延的充分条件,中国的问题永远较盘桓于书斋文士间的“真知灼见”复杂刻透得多,将任何一组条件看做充分条件,都涉嫌放大研究者本人的心境。

  但,研究者不是实践者,他们毕竟可以有自己明标的情怀,这情怀也决不能等同于偏见。读周辅成先生的这部传记,不论他本人还是作者赵越胜,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情怀的,即凡事求诸真理。周先生推崇苏格拉底,推崇对真理有崇敬的时代和人群,在他心中的真理受到挑衅时,他研究那个“挑衅”——“哦,最终还是我比较对”,于是他不背离自己。梁启超先生“以今日之我逐昨日之我”固然是一种学人的态度,周辅成先生这样“今日之我冷看昨日之我”,最终达成一种抽象的和解,不抱残,亦不妄自菲薄。——我由是思考思想者对时代的对抗力究竟在哪里,冲锋陷阵吗?我甚至觉得不该有任何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对时代的铭写而冲锋陷阵,一切铭写都是话语垄断,垄断必包含大量不自愿不自知的牺牲。我们向来与尸体谋和平而忘记与活人求尊重,事后默默祭扫而不敢在他将死未死之际说句平直的话。

  凡事求诸真理的一个副产品是容易与时间空间里的一切达成和解。很简单,我们可以想:之所以拒绝和解,就是对具体的仇恨念念不忘,随时判官似的端着一部他人的罪行清单。而和解,就是抛弃具体的仇恨,与曾经的仇敌达成某种心境上的统一——针锋相对也是一种统一,比眼睛都不斜过去要强。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和解,自我在其中很小很小,但一切又尽尽包罗于自我之中——应当说,自我不再是一切问题厉兵秣马的大本营,它只是供问题思念又回不去的故乡,推问题上一段不停自我启示着的漂泊之旅。求诸真理就会自动形成这么一种人格机制,它把自己这点恩恩怨怨剥得很清楚,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不携泥带沙地找谁算账,永在对苍生和时代发问,且自己回答了问题,不消混沌开口。

  苏格拉底死得很庄严,托马斯·阿奎那解释“庄严”为:“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 ,这段话《燃灯者》也引用了。阿奎那说出:美德总是庄严宏大,但我觉得:庄严亦本身就是美德,苏格拉底是秉持美德至死的一个先哲。庄严本身比美德容易量化,我们反过来追求也许更容易,但很难避免政治集会式的虚张声势和真正的庄严混为一谈——政治外治其“正”,庄严内治其“严”,但它们共同体现为一种随便惯了的普通人眼里的僵硬。庄严是一种对自我的仪式感,对价值观的崇敬心,在现代人身上基本看不到了。甚至周辅成先生那一代人,劫后重生,那历史车轮碾在脊背上的沉重感仍然鲜活,原本的庄严怕多半粘在车轮上,所剩仅“目送”一事。看了一些资料,我不能承认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什么“文艺复兴”,不过是那一代人对文艺的集体目送,满目依恋,微笑带着苍然。后辈或误解为那是乐观的流露。

  周先生曾与唐君毅、牟宗三共创《理想与文化》杂志,1943年还在写《莎士比亚的人格》,纵抗战烽火也阻断不了他们一批人的研究热情。读一遍《燃灯者》,我再去找周辅成先生的其他资料,没想到:几乎看不到什么。不论网络还是普通大学的图书馆,这门曾牵动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学问如今何等寂寞。其实学门寂寞不是坏事,总比“文革”时学门的过分热闹,以致热成一片,乾坤尽飞纸灰要强。很多学者在推断“文革”再来的可能性,我说不好可能性,只能毫不费劲地预知到它的后果:上一次“文革”,中国人已经倒下了;若有一下次“文革”的话,中国将倒下去。

  本来学门清净,根本关不住不安分的灵魂,如今实现自己的方式多了,倒不用逼着所有人都去拿大学学历。即便是人手一个文凭,或者中国的大学多到人们必须穿一下才能买到菜,但知识、真理,或起码的知识人的情怀能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扎几寸的根呢?目之所及还是普遍的绝望情绪,这于人道主义也好、学术的尊严也好,都是扼杀其成长的剧毒。如何把解毒药吃下去?“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

  周辅成先生去世时,生平介绍中“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甚是蹊跷,究竟何故?语焉不详。而他生前存诸多与官方不协和的态度,官方对他的离世冷淡至极。目送者又少了一位,一点不能令历史因果律抬抬贵手,一部分的文艺朝着与复兴完全相反的道路滑去,自知而无能自制。

  本想撰文纯粹怀念“先生之风”,但一方面对先生的事迹、学问知之太少,一方面忍不住自己搀和进几眼,代他老人家继续打量这传承了几千年,抓一点土放在嘴里亦苦亦甜的山高水长。好老师总不止教训他特定几个学生,“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凡对光明有向往的,皆受恩于每一位燃灯者——他替你决绝过了,从此你不会被黑暗压碎。

  

  

   写于北京家中

  

   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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