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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大学之魂

更新时间:2014-03-06 21:10:23
作者: 肖雪慧  
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四十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肖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并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的见解和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付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六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三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五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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