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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相 孙雷鸣: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4-03-05 12:46:42
作者: 胡学相   孙雷鸣  

    

   【摘要】界定人身危险性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首先应当明确研究的角度或研究的领域。对于刑法学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概念,可以界定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而不应包含初犯可能。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身危险性是主观恶性的外在表现或表征,二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人身危险性的内涵以行为人的特定人格为其内在根据。由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在刑法学中应当使用反社会人格的概念取代人身危险性概念。在我国引入人格刑法理论,是解决我国目前刑法危机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急切呼唤。

   【关键词】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反社会性;人格刑法;人格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人身危险性理论是一个重要而常见的刑法理论。但是,这一理论是否科学,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却很少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经常有人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及反社会性人格、罪过混为一谈,造成了理论和逻辑上的严重混乱。如有的人认为,广义的罪过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它包括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以及除此之外的人身危险性。[1]还有人认为,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的实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2]此外,理论界对人身危险性的定义亦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人身危险性指再犯可能性,而有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不仅包括再犯可能而且还包括初犯可能。[3]还有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在犯罪中表现出来的恶劣性格以及再犯罪可能性,是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之一。[4]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学界对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罪过及犯罪人的反社会性人格之间的界限尚未分清,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缺陷如何弥补缺少研究,所以有必要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深入研究与反思。

    

   一、人身危险性概念的理论基础

   “人身危险性”概念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崛起而产生的新兴概念。人身危险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思想。由于受到进化论影响,龙氏仅仅把犯罪人的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并且提出天生犯罪人思想。天生犯罪人就是指因退化而具有犯罪倾向性的人。因此,在龙氏眼中,人身危险性就是人基于遗传和体态而产生的犯罪倾向。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两大学派的争论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近代学派内尽管分为两支,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犯罪人上,重视研究犯罪发生的原因以及犯罪人的人身特征。人身危险性正是这样一种揭示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的理论。

   由于刑事人类学派过分重视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其遭到了普遍的指责和非难,以菲利和李斯特为首的刑事社会学派更多地从社会方面寻找犯罪原因。在菲利看来,犯罪不仅仅是人类学因素决定的,而是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菲利更是提出了“犯罪饱和法则”。他认为犯罪并不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大部分犯罪是可以控制和预防的,并主张通过对犯罪人的矫正来消除犯罪人的犯罪危险性。刑事社会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李斯特认为,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产物。正如他所指出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社会因素,但他并不承认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同等重要的,“外界因素是主要的诱因”“个人的因素是重要的诱因”,遗传倾向只是由外部环境的影响才表现为犯罪。在李斯特看来,人身危险性是由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决定的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者危险性,并认为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或危险性是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他根据反社会性的危险程度,将犯人分为偶犯和惯犯,惯犯有分为能改造的和不能改造的两种。[5]他否认行为本身具有独立固有的意义,主张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反社会的危险性格,他进一步解释,行为者的反社会性及危险性是指由于实行行为所证明之“行为人的犯罪情操”、“行为者对于法秩序之态度”以及“行为者之全部的心理特征”。[6]

   总之,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都非常重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通常被理解为行为人所具有的犯罪倾向或称社会危险性、反社会性,不同的是,刑事人类学派认为这种倾向性、社会危险性是行为人的生理学因素决定的,而刑事社会学派则认为这种倾向性、社会危险性是行为人的自然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甚至更为重视社会因素。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都没有对人身危险性概念作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是导致我国刑法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不同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人身危险性概念辨析

   (一)人身危险性的概念

   什么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目前在刑法理论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7]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仅本人具有再犯可能性,而且犯罪人作为一种犯罪源,对于其他人也会发生这种罪之感染。”“初犯可能正是这种犯罪的传染的表现,因此,它应该属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范围。”[8],该论者认为“人身危险并非再犯可能的同义词,除再犯可能以外,人身危险性还包括初犯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人身危险性是初犯可能和再犯可能的统一”。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9]

   笔者认为,界定人身危险性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范围和目的,也就是明确研究的角度或者说研究的领域。在犯罪学领域内,由于其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实施违法行为的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人,所以它包括所有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违法犯罪者,而其内涵也不仅仅指再次实施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而且也包括再次实施或初次实施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也就是犯罪可能性。因此,对犯罪学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概念,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行为人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的可能性,即行为人的初犯可能和再犯可能。这里的初犯可能,是指尚未实施犯罪的人(潜在犯罪人)通过违法行为等各种客观表征表现出来的将来犯罪的可能性。[10]在刑法学领域内,其研究对象只限于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即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人。因此,人身危险性的外延也只限于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即犯罪人,而其内涵也只包括了犯罪人再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即再犯可能性,不包括初犯可能性。对于刑法学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概念,我们可以作如下定义: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犯罪人)再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即犯罪人的再犯可能。

   (二)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刑法学理论与国内刑法理论中,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的关系是密切而难以区分的概念,为分清或者更加准确的认识人身危险性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详细的辨析。

   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概念的联系非常紧密。“恶性”一词,最先是从伦理学上的“恶”发展而来的,伦理学上的“恶”与“善”是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人的品性所属,同时指对某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件事所作的否定的伦理评价。最早把主观恶性引入并应用于刑法学的是古罗马法学家,古罗马法律中即存在“自体恶”与“禁止恶”之别。[11]至中世纪,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推演出法律的产生和惩罚的目的,把犯罪原因归结为个人的恶的意志。综合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法学理论上一般认为主观恶性是指通过犯罪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应受刑法谴责的犯罪人的意识活动和思想观念。

   对于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两者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司法实践中常常提到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事实上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因为人身危险性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的说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的,其主观恶性也就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小的,其主观恶性也小,两者之间成正比关系。[12]第二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罪过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它包括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以及除此以外的人身危险性。[13]第三种观点也是多数人的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是两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概念,前者是基于行为人已然的行为而应受的谴责程度,后者则是对未然的行为可能性的预测结论,两者有一定联系,但不容混同。[14]第四种观点认为:“主观恶性是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之一,而不是相反。不能把人身危险性作为主观恶性的表征。同时,主观恶性大的,并不必然地就能说明人身危险性大。司法实践中,主观恶性大,而人身危险性小的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利用职务之便即可以说明行为人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但却不能必然地说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因为只要剥夺了行为人的公职职位,其再犯公职犯罪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大为减小甚至等于零了。”[15]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范畴。两者都以犯罪行为的发生为前提条件,没有犯罪行为就无所谓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犯罪行为的实施对评价两者的有无和大小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从整体上来说,主观恶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主观恶性深的,人身危险性也大,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评价因素具有相同之处,如罪过形态、目的、动机、犯罪人罪前、罪后的行为表现都是评价两者的因素。但必须承认的是,虽然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但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而又是相互区别的。[16]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第二种观点中存在的错误。第一种观点,不仅混淆了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这两个概念,而且也颠倒了两者的关系。主观恶性并不是作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内容而存在的,主观恶性的轻重程度与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主观恶性大的,其人身危险性大的论断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成立。因为人身危险性是综合犯罪人个人基本情况和罪前、罪中、罪后表现所作的判断,而主观恶性只是评价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一个因素,并不是全部,因此,主观恶性大小反映人身危险性大小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脱节现象,即同一因素在分别说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时,结论刚好相反。例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经过研究后指出,十六种表明人身危险性高的因素,其中有三种因素是不构成精神病的生理反常和精神障碍,这种人身危险性高的因素同时又是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素。[17]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混淆了主观恶性、罪过和人身危险性三者的关系。“所谓罪过,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将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18]罪过是“刑法所否定的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将造成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19],由此可见,罪过是对特定的犯罪行为和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而主观恶性则不是针对具体行为和结果的心理态度,而是由该种心理态度驱使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行为共同揭示出的犯罪人的人格品性,所以,主观恶性的外延比罪过的外延大。主观恶性不仅包括罪过,而且还包括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所反映出的犯罪人的恶性。罪过是定罪的依据之一,侧重反映犯罪人在主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而主观恶性是量刑与行刑的根据之一,重在揭示犯罪人的属性,可见两者是有差别的。从本质上来说,罪过只是行为人在行为时所具有的一种心理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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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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