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曙光: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3)

更新时间:2014-02-27 10:42:53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中国被拖入现代世界历史,如果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至今已有170余年。回顾这一曲折艰难的历程,我们自然可以事后诸葛地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大陆也早已形成官方口径的历史叙事,虽然这一历史叙事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观点,但政治思维无疑具有主导性。无独有偶,在海峡对岸,也曾有另一政治主导的历史叙事与之争锋。而海外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也有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陈述。各种有同有异的叙事和陈述,不仅表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决非只有一种必然性、一种可能性,甚至人们梳理出的“因果关系”乃至“深层逻辑”,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中西古今各种观念的汇聚、各种力量的博弈,外争内斗、联盟裂变,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既造成空前复杂的局面,又带来异常吊诡的变化,即使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只要你不把“成王败寇”奉为历史评价的最高尺度(何况成败总在转化),那就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这段远未画上句号的历史。

   本文无意于再添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而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各种历史叙事的批判性分析,发现其不合理性与局限性,给出一种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性质更加符合的思维和理论框架,这就是走出那种只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救亡图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而取一种更为开阔、长远也更具深度的视域,以“中国与世界”、“民族与人类”、“文化与文明”、“传统与未来”、“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等这样一类社会历史哲学的范畴,作为探索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研究框架。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性问题,被上世纪初的学者概括为“中西古今”之争时,已然表明,中国人到了再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时候了!这也就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天下”、什么是“人”,“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乃至康德说的“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样究竟至极的论题,只有结合现实问题理解这些论题,而又反过来以这些论题思考现实问题,我们才能在“启蒙与救亡”、“维新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中学”、“理性与情感”,甚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倒向英美与倒向苏俄”、“依靠工农与依靠绅商”、“革命与反动”、“爱国与卖国”、“延安与西安”等等看起来水火不容、非此即彼,实际上却相互纠缠或两极相通的问题上,形成真知灼见,并以之评价历史事件及各种历史叙事(——须知康梁、孙中山等,都曾背过“汉奸”“卖国贼”的罪名,他们也确实与外国的当政者达成过“交换”的协议)。

   探讨上述问题,也就是展开本文所谓“命”与“道”的本体论问题。否则,在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就不是“亘古未有之巨变”,也无所谓“天变,道亦变”了。

   哲学的普遍逻辑虽然蕴含在历史之中,历史却不是按照它开展的。历史的演变是各种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对于我们这个看重现世生活的世俗的民族,而且处于危亡的紧迫时期而言,国人重视经验常识而在经验常识失灵时不是依赖社会本能就是倒向迷信的思想方式,必定会充分地得到表现,并将受到现代历史的矫正和重构。所以,本文也只能沿着历史的足迹展开自己的论述。

   我们知道,早在明清之际,就有徐光启等人接触西方文化,编纂介绍西方的各种知识和资讯;当西方人先是以洋货,包括特殊的洋货鸦片,继之以坚船利炮向着中国长期关闭的大门轰击时,一部分士人和官员如魏源、林则徐等人,就深切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重视研究“夷情”“夷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策。然而在当时,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还将继续发生什么。在他们的生活和观念中,从来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洋人、洋货、洋教还有洋兵涌入中国,在让人感到新奇的同时,又给人以软硬兼备的逼迫和挑战,才使更多的中国人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由“夷”而“洋”的称谓转换本身,已表明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不再是“化外之人”,他们不仅生理上人高马大,而且拥有一种颇有优势的文明。那些早就睁眼看世界的人,越发意识到某种梦魇般的“命运”就要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如果国人还是浑然不觉地继续着惯常生活,而朝廷也不思变革更张的话。

   然而,一直生息在半封闭的东亚大陆上的广大农民,即使感受到洋人带来的新的气息,他们也很难想象除了耕田织布,加上在集市上拾遗补缺的交换,还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人读书、经商、当兵、做官,离开乡土了,而异常宠大的农民主体还要继续在土地里刨食,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兵荒马乱。而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又足以让那些浸淫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丹青中的士子们,修身养性,自得其乐,更不屑说那些捧上皇帝俸禄的人了。因而,才会有大学士徐桐这样满腹经纶的理学家,讨厌 “洋务”,更反感“维新”,还会说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的怪话,成为后代学人的笑料。

   一方面,正在发生的“亘古未有之巨变”势不可挡,并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社会结构和文明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惯性和守旧势力也极其强大,并由于面对外侮而显示出天然的道义性,这种对立的局势,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那些希望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而又不失民族尊严的人们,在向往和接受来自于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科学的同时,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投向先秦典籍特别是《易经》,从中获得自立的信念,吸取变易的智慧,并籍以推断中国应有的命运和使命,是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良”,还是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

   ——对于中国人而言,“命运”与“革命”的关联,曾指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大事变,在这之后的征讨、战争,造反或起义,即使血流成河,也鲜有再称之为革命的。王朝内部危机的解决,靠的是变法改良,王朝的兴亡嬗递,则属于五德终始的循环。然而,历史在19世纪终于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如果说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再次凸显出“改良”,进入20世纪,直到临近世纪末,中国的主题词却非“革命”莫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语被学者们重新提出,籍以表达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的“新命”和“新生”。

   贯穿中国20世纪的革命,是由19世纪下半期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所酝酿铺垫,才确立为中华民族的现实选项的;而先由国民党后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和苏俄的支持分不开。——如果说俄国革命的爆发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应激反应,也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结果,那么,几乎整个东方世界激进的革命化取向以及后来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则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现代世界历史“西高东低”“西强东弱”的严重失衡,以及在衬显出东方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极度落后的同时,所激发出来的东方人的生命意志。——而只有实施激进的革命,东方国家似乎才能摆脱屈辱的命运,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实际上,东方的问题与其说发生于东方民族内部,不如说是在世界层面即整个人类的范围内展开的。而现代意义的“人类”既通向一个超越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民族国别的“类属性的人”,又必定在现实中表现为差异很大甚至冲突不断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尤其是西方的民族和东方的民族的竞争。

   我们不妨先来温习一段马克思对已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印度,所说的一句听来有些冷酷的话:

   “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这句话说于1853年7月。其时,作为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趋于衰落和解体;波斯即现在的伊朗先后两次败于俄国,沦为俄国和英国的半殖民地;俄罗斯经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改革后,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但农奴制仍未根本改变,直到1853-1856年俄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由于英法的参战导致俄国大败,促成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并进行政治、司法、军事和教育等多方面改革,这才正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而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资本主义蒸蒸日上,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如火如荼,一个“日不落大帝国”已经形成。虽然它也导致了国内贫富悬殊,社会矛盾严重,被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称之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毕竟英帝国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当英国人挟持着这种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远征亚洲时,现代世界史的内在矛盾不如说悖论出现了: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两类命运,一是属于整个“人类”及其“历史”的命运,在这一命运面前,已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人,也不过是它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则是这人类命运所给予东西方民族的不同命运:英国人或欧洲人有一种命运,优越的命运、征服的命运,而亚洲人则是另一种命运,倒霉的命运、被征服的命运。

   如果说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命运,那么,东西方人的命运相通而又不同,它们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虽然也相互影响,但在过去的交通和资讯条件下,东西方毕竟因地理的遥远而使得双方都更象传说,决定他们生存方式的,显然是他们各自应对所处自然环境的方式和与近邻的交往。包括俄国、中国和印度——虽然他们也颇有差异——在内的东方人,持续着半自然的农耕生活,内向而质朴,自私又善良,把维护共同体的伦理道德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不会“革命”,造反起义;而西方人——虽然欧洲大陆与英美、法国与德国也颇有差异——则从希腊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宗教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使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逐步成为最高的价值。当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先后在西方展开,西方人似乎个个都成了那个不惜将灵魂抵押给魔鬼,也要建功立业、征服世界的“浮士德”!

   这样的两类民族一旦相遇,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单单属于文化的差异,理应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但它一旦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将演为“文明的冲突”。

   其实,马克思关于亚洲人命运的论断不是定言判断,而是假言判断,即亚洲能否摆脱被英国殖民的命运,取决于“亚洲的社会状况”能否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即“社会革命”。后来,他也这样论述过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词汇里,“社会革命”决非王朝的改朝换代,甚至还要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革命,即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对于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亚洲来说,则是亚洲的民众普遍起来“革”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革”古老的“天朝帝国”或其他王朝的“命”,使亚洲社会全方位地发生民主变革。为此,他曾高度关注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并称其为“革命”。然而,到头来,太平天国并没有走出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的逻辑,甚至更加糟糕。

   斯多葛派的塞涅卡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觉悟的人,命运“牵着”走,不觉悟的人,命运“拖着”走。看来,东方人如果不能把殖民强权与现代文明区别开来,反抗、打倒殖民强权,学习、拥抱现代文明——而接受现代文明意味着变革自己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中国,就是由“中西”之争引发出“古今”之变,掀起一场民主革命,终结皇权专制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普遍获得自主自立,否则,他们就要被命运拖着走——即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把他们轰醒了。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后来的中英中法之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260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