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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1)

更新时间:2014-02-27 10:41:27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到头来,连祖宗们“顺乎天应乎人”的箴言,也被丢到脑后了。

   人,文化与制度,本来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包括人自身也是在人们为了生活而创造文化和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关乎人的素质和自由度,制度则是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特有规定;但真正作为自觉自由的主体的,当然只能是活生生的人。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艰难坎坷,血火沐浴,中华民族终于主动地选择了改革开放,走上了文明转型的道路。

   改革让人从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变成了桎梏的规则和制度)中解脱出来,而开放让人获得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普遍眼光,这眼光超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屑说党派意识。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情感也正在达致平衡。

   当今时代已在社会形态上超出了中国先哲们生活于其中的境遇,也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眼界。

   由市场经济商品流通与现代交通所实现的社会分化和普遍交往,有力地破除着“大家长”操控下的整体主义思想和行为模式,代之以无数个人的自主性及其自愿结合的共同体;

   而现代传媒与大众教育所带来的全民性的知识普及、信息传播和自我表达,使长期横亘在哲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离机制,被迅速拆除。

   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虽然由于旧体制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作梗,频频出现新的矛盾与对立。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除了一些极端之论,出现在各种传媒和互联网上的言说、议论,不径而走的新的格言、段子,已经在在表明,国民的思想素养已普遍提升。人们看待社会现象,分析各种问题,越来越体现出理性、公共意识和求真的精神,并伴随着幽默的调侃和轻松,当然也不乏无奈与苦涩。幽默和轻松是良好的智力与自信的表现,无奈与苦涩,则反映了多数人不如意的处境。

   从书本上的学习固不可少,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实践,却是自己最好的启蒙老师,它全面地拓展着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铺展开多方面的关系,并在不知不觉间开化了心智、提升了道德意识和哲学思维能力。

   今天,谁还会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海外移民而对其侧目?

   谁还会因为李宇春一类的中性化形象,而否定她的审美意义?

   至于民众自发的公益、慈善、自救活动,还历史正义的各种法律的诉求活动、代表民族的保钓活动,在推动着公民社会形成的同时,不也在影响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吗?

   这些活动倒是反衬出政府部门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去管的硬要管。

   文化艺术的庸俗与低俗,与其怪罪于从业人员,倒不如归咎于狭隘而僵硬的体制、愚蠢的行政命令和已经过时的政治文化。

   走出非红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思维,承认价值的多元和各种价值的不可替代与化约,并不意味着价值上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区分,尽管区分的标准难以明确和量化,但它无时不在人的心中,并通过对话和讨论的方式变得清晰起来。

   哲学本来就是人的思想的努力,思想的推进器或助产术,至于结论,人人都可合乎逻辑地得出。

   ——在社会思潮中真正成为主导的,既不再是官方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是呈一时快意的情绪化的对骂,而是来自于民间的如润物细雨而又如万马奔腾般的声音。这声音有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但无不倾注着真情实感,无不在分辨是非、说理求道。

   从这声音里面,我们不难发现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儒家担当天下的精神。这智慧和精神本来已成为中国人以类相传的基因。

   也不难发现马克思追求“人类解放”和“社会公正”的情怀,以及“普世交往”理论和“世界公民”的意识。

   我们讲了多少年的哲学,当然不再是斯大林的物质一元论模式——其实它恰恰是服务于领袖的意志一元论——的哲学,它在我们这里曾干脆表现为对“精神变物质”的突出,而是承认开放性、中介性、界限意识并不忘有机的系统性的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它正在成为民族的思维方式,甚至演化为常识。

   这是哲学的实现,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那么,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改革开放的哲学吗?有一套富有成效地支持中国走向未来的哲学吗?哲学学者们很好地承担了应当承担的任务吗?

   答案很难是肯定的。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和把握住我们的“命”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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