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曾瑜:“盛世修史”修出了什么文化垃圾?

——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

更新时间:2005-06-21 23:09:12
作者: 王曾瑜  

  

  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5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此书第1卷233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後汉书》卷82,《三国志》卷29《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第2卷第10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鬚髯”。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鬚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第3卷第26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258《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第30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

    

  第37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

    

  第93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

    

  第94至97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

    

  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

  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

  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

  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

    

  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

    

  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2003年6月1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北京晨报》2003年10月28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

    

  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

    

  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达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为“一位主编接过古代文人的所谓‘盛世修史’”。据本人查阅一些古籍电脑软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处,却无一处“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编之专利,此处改动不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来源:学术批评网)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25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