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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立:“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4-02-23 23:34:14
作者: 陈孔立 (进入专栏)  

    

   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强两岸文化交流、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协议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有些人急切地希望两岸能够早日商议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我认为,这个意愿是好的,但是如果不了解两岸文化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不了解两岸文化认同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就无法有效地开展文化交流,也无法实现两岸的文化认同。本文就“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问题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了解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一般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诉求,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和觉醒,它先于政治上的自觉和觉醒,并对后者起推动作用”。有的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1] 此外,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它主要是指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2] 本文使用后一种界定来讨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李河在《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一文中,以韩国、日本为重点,讨论了东亚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并且对中华文明圈进行解构的问题。作者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在首都光化门广场上建造了李舜臣塑像,他是一位在1592-1598年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明王朝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的将军,被称为“武圣”。到了2009年又在广场上建造“世宗大王雕塑”,他是朝鲜第四代国王,创制了朝鲜字母,由于韩国政府在1968年规定彻底禁用汉字,于是世宗大王的地位被提升为“文圣”,而原来被称为“韩国的孔子”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的地位就被取代了。与此同时,韩国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淡化和抹煞中国与韩朝在历史上的亲密合作关系,而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韩朝民族的压迫,强调韩国的独立文明。日本则强调“东亚文明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日本“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走向欧化中心主义”。作者进而指出,汉字文化、儒学文化、佛教文化构成中华文明圈的主体范围,而现今东亚国家解构了中华文明圈,例如韩国、朝鲜都进行去汉字化,越南也废止汉字及其衍生的“喃文”,同时这些国家实行“去中国化”,而坚定地采取“自我中心化”。作者认为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西方取向”与“自我中心化”这两个“驱力”,使他们逐渐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

   在东亚地区,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韩国首都汉城改名为首尔,“企图向世界宣告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并建立独特的文化与民族”。在韩国、越南、蒙古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中,可以看到他们所纪念的多是“抗击中国”的英雄人物。蒙古在修史时,力图抹煞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在文化上、心理上、历史上与中俄两国划清界限;极力彰显蒙古自古是独立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越南政府大力推行带有本土色彩的民族传统教育,把雄王塑成越南民族始祖;在历史传统教育中,凡是涉及中国的内容,通常被描绘成一部越南“抗击外敌”的爱国史,李常杰、陈兴道等抗击中国封建王朝进攻的头领成为越南的民族英雄;越南教科书淡化了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渊源,中越文化同源的说法受到严厉的批判。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23%以上,但华文教育却受到很大的限制;等等。

   列举以上事实,是为了说明由政府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解构“中华文明圈”,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潮流,它已经在东亚诸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影响。从东亚的大背景下考察台湾,可以发现在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存在上述两个“驱力”,“台独”势力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试图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建构“自我中心化”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不难理解的。

    

   二、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困境

   一般意义上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早在日据时期就已经开始建构,根据朱双一的研究,认为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它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是在日本统治下“传统文人萌生和滋长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转而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持极力坚守和维护的立场”。[3] 两蒋统治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讲的仍然是中国文化。

   而本文所界定的“文化民族主义”,即“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在台湾则主要体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李登辉指出:“长期以来,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下,台湾人被灌输大中国意识,台湾历史文化被打压,台湾人民无从真正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因而无法确立对台湾的国家认同。”[4] 独派学者也指出:“台湾过去处于‘去台湾化’外来政权统治下,个人主体难以获得身体性,以之成为独立运行的行为主体。同样的,社会也因不能自主结社,而不能有自主形成的社会(社群)。这种现象到九十年代李登辉主政时期开始有了转变。”[5]

   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进行类似的建构的活动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包括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把关于本民族独特性的思考方式加以体系化,而其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集团则将其与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活动相结合而对这一思考方式作反应、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本民族独特论就在社会中得到传播。”[6] 台湾也不例外。根据萧阿勤的研究,“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它的出现“要比政治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动员稍晚”,而且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7]

   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由当局极力建构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学者江宜桦称之为“台湾社会文化主体性建构运动”,其目标是“彻底建立一个与中华文化传统互不涵摄的台湾文化传统”,“试图形成一个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8]

   但是,李扁当局在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方面无法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建构“文化民族主义”需要有本群体固有的传统、道德、习俗、宗教、哲学以及价值观等等,以此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他们在这些方面都做了许多努力,但却遇到许多困难。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要说明文化上的不同,首先要看语言文字上有没有根本的差别。台湾与韩国、朝鲜、越南等等不同,台湾不可能制造出与中国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有人试图用所谓“台语”取代“国语”,用“台语文字”取代汉字,但是都无法成功。“独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摆脱汉字、汉文化的困境。庄万寿指出:“台湾不是要摆脱汉字、汉文化,而是把台湾自己的汉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切断中国的文化情结,才能使之与南岛、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现代的台湾新文化。”[9] 既无法摆脱汉字、汉语、汉文化,又要“切断中国文化情结”,这是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一大困境。

   (二)在所谓“台湾特有文化”方面:“独派”企图“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脐带”、建构“台湾特有的本土文化”,但凡是被认为是台湾特有的东西,往往经不起推敲,人们发现它无不来自中国文化。庄万寿无奈地承认:“必须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脐带,让台湾文化独立发展。可是当人们推展台湾文化活动时,又会发现越是追寻本土,越是‘中国’,如南管、北管、乱弹、傀儡,都来自大陆;连独立发展的歌仔戏,也难与来自大陆的传统戏剧无关,而才子佳人的戏目,亦皆唐山的故事。此外,文学作品,现代的也难摆脱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古典的旧诗文,更是唐山的对象。这些矛盾,令人懊恼不已。一般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它分为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台湾对文化可以认同,对政治不能认同。但这样是十分肤浅空泛的说法。”[10] 也有人主张,“不必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应将之去芜存菁,融入台湾文化之中,成为台湾新的文化”。[11] 独派学者李乔也承认:“无法找出台湾特有的文化,只好依赖主观上的认同。以‘认同’来确定‘我是台湾人’是最佳最实际的途径。”[12]

   (三)企图强调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此把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区隔开来。“独派”极力寻找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强调台湾文化受到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把日本殖民统治看成是对台湾的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李登辉声称,台湾受到中国大陆、西欧和日本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台湾文化并未有最浓厚的影响。他认为台湾文化和日本文化更为接近,二者都可说属于“混合文化”。 [13] 李乔认为“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法治基础、正直性格,欧美影响而来的民主自由,理性法治、科学观念等”,“造就了台湾人惊人的旺盛生命力,而生命力正是文化精神的具体呈现”。[14] 庄万寿则认为“现代的台湾可以说是一个颇美式文化的社会,这种内在已有多元的本质,外在又有吸收融会的能力。而今日经济文化又有颇浑厚的底子,这些都是亚洲各国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台湾独有――创造世界性文化的潜力。”[15] 因而有人进一步做出总结,指出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纪舜杰说:“台湾的多元文化应该包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可以丰富台湾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台湾的主体文化,其文化原因为台湾需要一个可以清楚自我认同和他人辨认的文化,在历经西方和日本殖民后,台湾的文化内涵早已脱离中国文化的全盘控制,加上台湾在现代化的程度上一直是超越中国,在文化位阶上即使我们不自大地认为我们是在上层,也不可以自卑地认定自己是位于其下方。”[16] 这是企图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但却无法摆脱中国文化。

   (四)企图建构所谓“海洋文化”,这也是“独派”作为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台湾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大陆文化,二者不仅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大陆文化以农立国,安土重迁,民族观是内向的,所以是封闭的、保守的;海洋文化开放、自由、进取,又自谦自卑,所以是求新的、求变的。二者成为对立物。“独派”叫嚷“海洋正是台湾脱离中国,建构主体的归乡”,[17]“台湾已经形塑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台湾底海洋文化’,已经逐渐造就为自己的‘自主体系’。这就是跟中国‘必能分立’的深层基础。”[18] 但是,这样的二分法并不能说服大家,有些民进党人也指出,台湾文化带有大陆性与海洋性双重性格,既不完全属于海洋,也不完全属于大陆。

(五)强调价值观的不同。外来文化、海洋文化都不足以否定中国文化,因而有人企图从价值观方面提出依据。李乔强调台湾有自己的价值观,“台湾人特有的宗教行为、宗教态度,共有的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生命观等。终而形成、提升为台湾人特有的哲学思考(存在观、价值体系等)”。[19] 但这种“特有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有人强调台湾的文化属于公民文化,而中国大陆则属于臣民文化。谢长廷也指出:“近代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为台湾主流的价值,也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更是普世的价值,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所缺少的。”[20] 但是,“独派”也承认,台湾并没有形成特有的价值观,黄文雄问道:“台湾人的普通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建立正面又积极的台湾人价值观?”他认为“台湾人的价值观是仍未成熟的价值观,是仍然形塑中的价值观,充满了可变性与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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