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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读布罗代尔,看近代社会(之三)

更新时间:2014-02-23 23:20:24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的标题为《世界的时间》,这一卷是在前两卷的基础上,论述世界特别是欧洲各经济中心的兴起和中心的转移,说明市场和资本具有以自由竞争为机制,以世界为取向的本性,它在制造并遭遇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同时,也推动人类优胜劣汰,不断走向强大和文明。标题中的“时间”,我理解,一是强调人类的时间或历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变化;二是强调机遇的重要和变化的周期性。当然,其叙述也是按年代展开的。

  

   一

   书名为“世界的时间”,这一卷首先讲的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重要。市场和资本虽然原则上可以产生于任何人类群体,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的一切生产性或增殖性活动都具有资本的含义,但有资格作为其母国的,却只能是一些特定的地域,尤其是处于特定地域的城市,他和沃勒斯坦都认为,欧洲的经济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的母型。并且,经济世界一旦在某地确立起来,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有机整体,它就天然具有中心、次等地区和边缘的不平等结构,中心辐射或支配次等地区和边缘。因而,也可以说,经济世界是金字塔式的并服从级差地理。

   经济世界几乎从一开始便具备有效结构。从11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欧洲扩张,就出现了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差异。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兴起于13世纪的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资本主义对经济世界的控制,首先归功于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全面体现,它既能够让人的能力得到多方面发挥,也能够多方面地满足人的需要,“城市的气息让人感觉自由”(p88)。城市有一定寄生性,但只有城市才能聚集巨量的人力、巨大的财富,才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无须说,城市也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而才有对周围地区的主导权和对更远地方的幅射力。在欧洲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沿海城市在经济上的作用远胜于内陆城市。

   威尼斯称得上是第一个作为经济世界中心的城市,这个公元5世纪由海边小岛扩建而成的水上都市,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它面向地中海及西亚,经由土耳其海峡而可入黑海。威尼斯于公元7世纪建立共和国,大力发展造船业和贸易,让大海成为自己商贸的战场和通道。公元10世纪威尼斯摆脱拜占庭的统治之后,更是通过积极参加并凭借十字军东征,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领土,源源不断地吸纳着东方的财富。后来威尼斯又大败竞争对手热那亚,成为地中海及周边的霸主,在14、15世纪达到鼎盛。当时的人这样形容这个实行共和制度的城市国家:市政会议轻易不作死刑判决,其次,武器不受禁止,不会因信仰而受追究;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p12)。

   然而,随着商贸活动在更广阔的大海——大西洋沿岸开展,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也逐渐转移了。接替威尼斯的,正是长期与之争雄的热那亚。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兴盛,后来战胜对手比萨,却败于威尼斯,不得己向西即大西洋沿岸发展,出身于热那亚的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而发现新大陆的。热那亚Janua,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门户”,不仅指安装在合页上可以开关的门扇,还是罗马传说中保护家室的门槛和城市入口的一位神灵,一张脸向前看,一张脸向后看;每年的第一个月叫做January,即来源于这个神灵的名字,它寓意封闭的居处同无垠的宇宙隔开的门槛和出口,寓意着严冬与春天的连接,从昨天走向明天。而正是哥伦布为旧世界关上大门,同时打开了通向新大陆的出口。在热那亚作为西班牙的自治共和国时期,它的银行家们用资金支持了多位西班牙国王的外交行动。16世纪中期,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威尼斯移向热那亚。布罗代尔这样形容热那亚的商人:灵活、机敏,随时待命和不抱成见;善于接受必要的变化,在15世纪末,舍东方而取西方,舍黑海而取大西洋。到19世纪,则为自己的利益实现意大利统一。这是一个智慧的怪物,有时甚至是残暴的怪物,热那亚注定要把世界据为己有,否则不能生存(p171)。

   然而,到17世纪早期,经过里斯本、安特惠普等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了新的经济中心。

   13世纪还是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因当时修建的大坝得名),属于尼德兰(低洼地区之意,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与威尼斯接近,算不得优越;它从14世纪开始蓬勃发展,主要靠的是经商,特别是与汉萨同盟的贸易。因为粮食消费主要靠进口,所以农民从事的也是最赚钱的作物。然而,它的财富和金钱大都被占领它的西班牙所攫取;在查理一世时,西班牙国库一半的收入来自尼德兰。16世纪,反抗西班牙封建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争取信教自由和独立的人民起义爆发,历时十几年终于在北方成立了荷兰共和国(也称联省共和国,后来改为王国),它实行了一系列宽松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政策,使得大批的犹太人和欧洲各国的富商与工人们纷纷涌入,成为五方杂居之地,为它的繁荣提供了金融信贷和人才技术的支持。荷兰造船业走到整个欧洲的前列,许多国家向它购买各种类型的船只。俄国的彼得大帝曾两度到荷兰学习造船;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是欧洲各国船队之和,远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布罗代尔说它“在亚洲成功,在美洲失败”,我们自然会想到台湾的历史),称为“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不仅成为世界性的航运中心,还是世界金融中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开始出售自己的股票,并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几乎控制了德国的整个对外贸易、波罗的海地区70%的贸易,据说它拥有的金钱可以使欧洲半数国王空虚的国库充实起来。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不仅一跃而为世界性殖民大国,而且它推行的殖民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即主要通过贸易和市场竞争,辅之以外交、政治和军事的方式,把亚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地区,程度不等地卷入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充当了发展世界市场的主角,令整个欧洲为之吃惊,英国学者大声疾呼向荷兰学习,要求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笛卡尔曾这样形容阿姆斯特丹:世界上还能找到什么地方能像这里一样?他们所羡慕的各种舒适和珍奇,竟是唾手可得。

   阿姆斯特拥有发达的商业与金融资本主义,工农业方面,除了造船业和排水工程十分发达,手工业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却毕竟未建立起系统的工业体系;举债之风盛行,资金使用不当,后来被英国超越也在情理之中。笔者以为,在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两点,一好一坏,好的是当时的阿姆斯特丹长期持续着良好的文化和社会风气。富人不摆阔,官员不搞排场,市长外出也轻装简从。成问题的是荷兰人所到之地,只求谋利益,不愿定居和发展当地经济,这必定导致竭泽而渔,难以持久(p259)。

   从18世纪开始,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开始褪色。与英国法国的战争,使其严重受损,后来荷兰又被拿破仑的法国占领。直到1815年,摆脱法国统治的荷兰与现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组成荷兰王国,这座城市才迎来发展的第二次春天。

   对后世具有最大影响力和示范意义的是后来居上的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是首先形成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的领土国家,而任何民族市场的形成,都要在农业、商业、工业和运输、供需之间达到平衡。在英格兰实质上属于商人的1688年革命之后,商业资本主义就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伦敦作为英格兰硕大无比的大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器,它的人口比德国和法国都少,却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提供的经济基础比巴黎领先一个世纪。而作为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所在地,它颁发的指令和政策有力地支持着民族市场的创造,支持着海外商贸和殖民活动,使英格兰成为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国家,成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日不落”国。直到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东海岸的美国。

  

   二

   布罗代尔关于现代国家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现代国家是政治权力也是经济权力,它保障商业及信贷自由(p37、38)。上面提到先后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或城市国家,实行的都是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都支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都相当开明。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区域,往往是君权神授和近代组织机构的混合,受社会和守旧势力的制肘,很难从广阔的世界吸收新鲜空气(p39)。看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只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契合,这个制度既非封建专制,亦非党国体制,而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制度往往是从专制制度转化而来的。

   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这些先后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作为对比的,布罗代尔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法国及其巴黎。其时作为农业国家的法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整体上惰性很大,其地理特别是内外交通方便,又宜于国家统一;路易14、路易15不止搞中央集权,还坚持以农为本。里昂虽然贸易繁荣,但不如热那亚,衰退后也未把经济的领导权交付巴黎,两者陷入结构性的对抗。作为政治中心的巴黎虽然掌握巨量财富,却没有大量地投入制造业和金融,而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结果使巴黎成为不事生产的消费城市。有产阶级也缺乏胸怀和理想,他们醉心于官职和地产,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益。法国精明而开放的“商业社会”未能战胜封闭保守的“土地社会”,后者的文化深厚而富有韧性。到1598年,法国还没有国际商业所必须的经济基础,缺少大型交易会和汇兑市场,到1789大革命之前,也没有完善的民族市场,错过了现代化的良机(p358-373)。

   二是西班牙。西班牙王国于1492年成立,同年哥伦布出海寻找新大陆,开始走向兴盛。16世纪60年代,它对尼德兰的政治和宗教控制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和反抗,持续数年的尼德兰革命,使西班牙的财政消耗殆尽。1580年西班牙征服葡萄牙并建立伊比利亚联盟,使半岛得以统一,也将两个大帝国的全球资源整合到了西班牙国王手中,当年还将国都迁往濒临大海的里斯本,然而三年后又重迁内地的马德里,这等于放弃了控制海外经济的一个重要哨所,犯下荒唐的错误。其后它又试图征服英格兰,结果导致它的无敌舰队在英西战争(1585-1604)和对法战争(1590-1598)中覆灭。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不断从美洲流入的白银、强大的步兵和从无敌舰队的覆灭中恢复过来的海军,虽然使西班牙保住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是,高涨的通货膨胀、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使人才大量流失,以及对黄金、白银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导致政府几次破产并发生数次经济危机。在智障的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最终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沦为二流国家。

   三是中国的明朝。当明朝基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需要,把京城从南京迁往沉默、闭塞和内向的北京,布罗代尔认为它就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明朝可能并无这个方针,从东北入关的满清就更没有了。这已经意味着输了一局,当然它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也很大,影响之一就是更加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

   明朝包括在布罗代尔所叙述的欧洲之外的其他经济世界中,然后,让我们再跟随布罗代尔看看非洲、俄国和印度的情况。

   说到15至18世纪的非洲,当然就要提到欧洲的殖民特别是贩卖黑奴的罪行。但布罗代尔认为,这既是大西洋经济的次生体系,也是非洲社会及宗教、本性及其他因素组成的生活方式的次生体系,所以他要寻找非洲的“内因”,用一句中国话说,他从这个“可怜”之人身上要找到“可恨”之处。西非在那几个世纪还处于原始和奴隶社会,虽已掌握冶铁技术,农业工业都不发达,让人感到奇怪的还有无任何航海活动。他们性情较懒散,人口增长很快,对人却并不看重,部族之间更是相互侵害。非洲的酋长们妻妾成群,有许多奴隶服侍,不止是欧洲人,还有伊斯兰人给他们一些废铁或钉子就能从他们手里换回黑奴,更有甚者,为了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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