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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贵:江青:1937年底──1949年

更新时间:2014-02-15 11:36:52
作者: 梁家贵  

    

   有关江青进入延安、与毛泽东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评述,多少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应该说,这些评述中的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先入为主”之嫌,具体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作为观察基点的,故很难用”深刻、全面、客观“加以形容。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截取江青及其与毛泽东婚姻史上的一段,即1937年底江青进入延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作为考察时段,对江青入延安的动机、与毛泽东结婚及其婚后生活等相关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分析、评介,并阐述笔者的一点看法,为深入开展对江青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江青入延安的动机

   1937年8月下旬(这是林克的看法,有关江青到达延安的具体时间还有其它看法:叶永烈认为是8月上旬,而李敏则含糊地称为1937年末),蓝苹(江青在上海时的艺名)从上海经西安来到延安。蓝苹为甚么要投奔延安?

   一种观点认为,江青为政治目的而去的延安,“有人说,江青到延安就是怀着政治野心,她有明确的目标,攀登西北的最高峰”1。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情感的因素,这种观点以叶永烈为代表,“至于江青为甚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2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就第一观点而言,作为当时的一名演艺人士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以及名声等问题,不可能会有甚么政治野心,而且,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文革”结束不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江青在“文革”时期所作的罪恶的极大痛恨而得出的,因此含有更多的感情成分;就第二种观点而论,情感的因素不会促使她千里迢迢、历尽艰苦投奔延安,而且,身处上海的蓝苹也不可能得知尚在北平工作的黄敬会在1937年4月去延安参加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

   应该说,当时江青投奔延安的动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就是民主、自由以及光明。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

   其一,青年时代的江青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崇尚自由。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俞启威被捕的当年,来到上海。2、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各种新思潮、新风尚都率先在这里出现,而追求进步、崇尚自由则是其中的主流思潮,江青身临其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她在陶行知创办的上海一所学校作过教员,并随后成了“左翼教联”的一员,参加过一些进步、爱国的政治活动,被捕蹲过牢狱(1934年10月,江青被捕入狱,在狱中填写了自首登记表,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1935年后,江青先后进入电通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进入演艺圈后,江青曾发表〈为自由而战牺牲〉、〈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具有新潮思想的文章,主演话剧《娜拉》、《大雷雨》和电影《自由神》等具有明显进步思想的剧作品。这说明江青同广大的上海新兴青年一样具有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思想,也就使得江青有可能接受中共的各种政治宣传,也就有可能使她能够动身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当然,江青的上述作品曾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被作为批判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依据。例如〈为自由而战牺牲〉一文,通过对美国历史学家房龙有关思想的分析,文章表达了作者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愿望,“真是怪事,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有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性命。……因为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记录。”文中作者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但却遭到了一些先生们的批判,“江青在这里贩卖的资产阶级观点,宣称“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记录”,抹杀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它如〈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作品成为批判的对象3。

   其二,抗战的影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具有进步思想的广大青年更是满腔热情、奔走呼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并为之进行不懈努力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为了他们最为向往的充满民主、自由以及光明的圣地。张国焘曾回忆到:“……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4上海等大城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到延安的尤为众多5,而当时的蓝苹(即江青),“能够吃苦,至少她反对日本人的侵略……。”这就使蓝苹能够象其它热血青年一样敢冒风险、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同时,据徐明清回忆,青年时期的蓝苹性格活泼、个性强、爱争强好胜,这从她在上海的作为以及她的几次婚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R·特里尔称:“在30年代后期到达延安的青年中,蓝苹的意志力是出类拔萃的……。”6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加之具有如此的性格,蓝苹动身前往并长期留在延安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江青入延安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江青入延安的动机中也含有其它的成分。

   林克──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曾多次听毛泽东讲起与江青的婚姻过程,而且看过不少相关资料,“我不了解她们婚姻的全过程,但看过不少文章,听不少老干部谈论过,也曾听毛泽东和江青亲自同我谈过一些,还有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他分析到,“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也并不顺畅,和唐纳的婚姻又闹得满城风雨,使她在上海也不好存身,只好另谋出路,也不排除她有找靠山的思想,但起初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7特里尔也说:

   “蓝苹对唐纳来说是太强了,她的野心膨胀得连戏剧也容不下她。她的下一个男人必须无比强大,她的下一个专业领域要使她超出言语和形象,超出观众那稍纵即逝的感情,她要真正控制大事情。她亲口说过:“不要忘记,美丽不如权力重要。””8

   “然而,她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她的一些朋友感到,蓝苹好象已经决心在共产党的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纯粹的艺术上的角色。唐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瞧吧,她就要离开上海了,一旦决定下来,她就会想办法在延安钓一条鱼”。”9

   应该说,按照江青的性格并联系到其在上海当时的处境,林克、R·特里尔等人论及的有关江青入延安动机中含有的其它成分的看法是经得起推理的,是能够成立的。

    

   二、与毛泽东结婚

   1938年秋,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当然,这个结婚时间只是一般被采用的笼统说法,据叶永烈考证,具体时间为1938年11月19日10。在与毛泽东结婚之前,江青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在1930年,主要是为了生活而与一名姓费的青年结婚,此次婚姻很不成功,仅维持了几个月;第二次是在1932年-1933年间,与俞启威同居;第三次是在1936年,与唐纳结婚,并由此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六合塔婚礼”事件(其它两对分别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

   仅从江青上述几次婚变(另外,按照叶永烈等人的说法,江青为达到在演艺界出人头地的目的还曾与章泯短暂同居),依此能否得出其工于心计、玩世不恭、生活放荡的结论呢?显然不能!这是因为:

   其一,在当时竞争激烈并且不讲究任何游戏规则的上海演艺界,象江青这样尽管受过科班训练但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演员如果不采取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是很难站住脚跟的,即使出了名,也很容易被各种势力扼杀。在当时,捏造、散布桃色事件是对付演员尤其是女演员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之一,正所谓“人言可畏”,阮玲玉之死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理应受到谴责的是那个时代,对于演员这些受害者,当代的人们应该予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其二,至于江青的生活作风问题,这应该与民国初期的社会风尚联系起来考虑。在这一时期,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的生活观念较过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崇尚自由、强烈要求张扬个性,而追求爱情以及生活的幸福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易卜生的《娜拉》才会在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中间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个人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才能够被理解。作为当时一名新潮青年──江青的生活中出现几次婚变是不能作为其玩世不恭、生活放荡的依据的,进一步说,是不应该遭到斥责的。

   对于江青与毛泽东结婚的评介,仅从两人家庭生活角度看,大致可以归纳成四类观点:

   (一)相互利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二人都是为了利用、欣赏对方的某一方面:对江青而言,她所看中的是毛泽东的权力;对毛泽东而言,他看中、欣赏的是江青的出众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名气。例如:

   “也就是说她没有爱过毛泽东,她与毛泽东的结合是为了实现她的政治野心。有人说,江青长得比较出众,她年轻、美丽、充满魅力,在延安人们把她当明星。她戏唱得好,名气大,因此,她得到毛泽东的喜欢”11。

   (二)结局论。这种观点特别注重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对毛泽东生活尤其是其晚年生活的影响。例如: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幸”12。

   “作为下一代人,我只关心她和我爸爸之间的事情,作为爸爸的夫人,她应该给爸爸带来幸福,最起码能让爸爸在晚年感到充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3。

   (三)情感论。这种观点实际考虑的是作为局外人是否从感情上(这种感情主要来自于对那位久经考验、身世坎坷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同情)认可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同时也考虑到两人各自的婚姻体验:

   “毛轻快地──如果不是没有困难的话──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过争论。这位满身冲劲的女演员是甚么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说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应该把房间让给她吗?

   ……梦幻时期过去了。一个人可以不再接受一位女英雄的爱,以一位新来的女演员取代为自己生了孩子的母亲。难道毛忘记了长征的岁月?

   可以肯定地说,这桩婚姻带来了兴奋:毛,一位农村来的孩子,热爱中国的传统,正置身于政治与战争之中。蓝萍,一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不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14

   (四)事实论。这种观点以既成事实为考察对象,尊重两人的选择,并综合了分析当时所处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条件:

   “他们的结合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处境及性格有关。不论出自那一方的主动,毕竟是双方的相互选择。……毛泽东因为贺子珍的出走,感情上感到寂寞和孤独,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来体贴和慰籍;江青则需要一个刚强有力的男人做依靠”15。

上述前三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两人婚姻的看法,均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也不乏偏颇之处:第二、三种观点仅考虑到局外人的感受,甚至联系到二人晚年的婚姻状况,没有考虑到二人当时所处各方面的境况;第一种观点倒是考虑到二人各自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又不过是表面的泛泛分析,并且更多地带有感情色彩和夸张的成分,很难服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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