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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宪法序言的规范叙事

更新时间:2014-02-14 10:46:58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而且这种合法性的叙事不断有更新的版本,所以每次修宪会带上宪法序言加以修改,比如说三个代表路线、科学发展观以后等等,这样一些路线,是一个合法性论证的功能,这个跟司法没有关系,作为宪法这种为政体提供合法化的功能,跟它的初始功能有关系。第二个功能是宪法原则性规划。我们宪法序言里面有丰富的原则、政策跟任务的条款,这些条款有什么含义?这些条款基本跟法院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条款不是关注西方公民权利中经典性的消极自由权,而是那种社会经济权利,甚至国家整体发展与国际竞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适合跟公民直接进行连接,不适合由法院进行个案裁判,而是由执政党的政治行政机构进行规划与展开。序言提供了宪法演进的丰富的制度化管道,当然也是有约束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此之下我试图对学界现有的宪法解释范式提出挑战,因为现在宪法解释理论高度依赖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依赖很强的司法化的情境预设,这个与中国对不上。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国家八二年宪法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多少还起着支配作用,那么谁在支配,怎么样起作用。如果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党内立法起着这种作用,因为党内的法规路线方针政策当中有条款,引导并支配着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变动,另外就是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报告机制。我曾经当面问过韩大元教授,我说党代会报告在中国的宪法解释体系里面具有什么样的理论与制度属性?当然他似乎没有正面回应。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会有党代会报告这样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每过五年重新确认调整一下如何落实那些不适于宪法司法化的、只能由执政党与政治行政机构加以落实的、偏重社会权利、经济发展、国家竞争能力提升的那样一些非个体性权利的目标,包括十八届三中全全公报与决定之类的文件,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对它的宪法属性没有严肃的思考。我认为这些政治宪法活动构成了一种阶段性的宪法解释,每过五年对宪法里面的任务、重心、规划、如何展开、重点、民生权利做一个解释,然后这样一种解释会直接影响到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直接影响到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或者议程设定与行政决策。这样一个执政党的党代会报告,我觉得它的解释学价值,它对宪法序言当中的纲领性、任务性条款的落实,还有对非个体权利以及最终也影响到基本权利实现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宪法价值,其实缺乏严肃的宪法科学的对待。

   我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的会议讲政治结构与宪制转型的话:第一,我们一定要完整地科学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结构,不要再以为全国人大240部法律就覆盖了中国全部的权力现象与运作,这是一个假象;第二,宪制转型要避免诱发革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克制道德热情,真正对这样一个我们自身的宪制发展的经验跟规律,以及比较而言转型的宪政经验,有个案化的具体的了解和理解,然后才有资格为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提供方案。我认为如果不了解我们自身是谁,也不了解与我们具有规模相当性的政治体转型的具体经验跟张力的处理法,我们是没有能力为国家的转型提供这样一种充足的方案的。如果我们不做好这种准备,就像今天聂鑫所说的,那么制宪本身就不如还是守法。

  

   [本文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系作者在北航首届政治宪法学年会“政治结构与宪制转型”上的专题发言,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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