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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世民:纪念德沃金

更新时间:2014-02-10 09:26:53
作者: 谢世民  

    

   曾经访问中国两次、在当代法律与政治哲学领域中享誉全球的德沃金教授,不幸于2013年2月14日因血癌在伦敦辞世,得年81岁。

    

   从律师到学者

   德沃金,美国麻州人,生于1931年12月11日,父母在他还非常幼小的时候离异,由母亲教授钢琴维生,独力将他抚养成人。公立高中毕业后,德沃金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研习哲学,取得文学士,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身份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据他自己说,在这个时期他发现法律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科目。德沃金在牛津以极优异的成绩取得法学士后,回到哈佛法学院继续攻读法律,并获颁法学博士学位(J.D.)。

   哈佛毕业后,德沃金担任当时最著名的联邦巡回法官汉德(Learned Hand)的助理一年,汉德称赞他是“那位天下无敌的法律助理”(that Law Clerk to beat all law-clerks)。

   隔年(1958年),他婉拒了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的机会,转而进入纽约一家著名的法律事务所,不过,三年后,德沃金在其第一任妻子(Betsy Dworkin,2000殁)的要求下(据说她当时发了电报给人在国外的德沃金说:“你明年找份新工作,否则就找个新太太!”),辞去了律师事务所异常忙碌的工作,正式进入学院。他先在牛津任教,然后在1961年受聘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并于1968年晋升为法理学讲座教授。

   在耶鲁时期,德沃金针对哈特的法实证主义提出了几近全面、毁灭性的批判,这件事奠定了他在法律哲学界的地位,并且在哈特无私、强力的推荐和游说下,德沃金于1969年离开耶鲁,回到牛津接任哈特提早辞职而留下的法理学讲座(哈特的任期到1974年才截止),直到1998年退休。自牛津退休后,他获聘于伦敦大学,担任法理学讲座教授(1999-2007)。德沃金自1975年起,也同时受聘于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律与哲学讲座教授,因此他从那时候开始,在英美两地轮流讲学,半年在牛津,另外半年在纽约,并在2007年荣获由挪威政府设立的、有“人文、社会科学、法律、神学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霍伯格奖”(the Holberg Prize)。

   德沃金的学术生涯相当成功,最为一般论者称道的是,他的头脑极为清楚,用字遣词极为精准,一场没有讲稿的演讲,逐字誊出就是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文章。他不仅演讲风采不凡,一生著述也从不间断,除了学术专著外,他长期关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日常政治,时常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时事评论,介入公共事务,积极捍卫法治与民权、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人权,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就深度、系统性和原创性而言,他的正义理论足以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提并论,他的法律理论,相较于哈特的法律理论,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清晰度、雄辩性和一贯性而言,他的时事评论所树立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难以超越的。德沃金不仅是当代法政哲学家的典范,而且也将是未来法政哲学家的典范(如果哲学的文化角色不变的话)。

    

   是法学家,也是政治哲学家

   德沃金的兴趣是法律,却在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德沃金之所以必须在政治哲学上着力,乃是因为他认为“法律”与“政治道德”两者密不可分,或更准确地说,他认为“法律”并不是“政治道德”之外、可以被独立辨识和说明的权利义务系统,而是政治道德(政治权利义务系统)的分支、次系统:对他而言,说明“法律权利是什么”是说明“法律是什么”最关键的一步(而不是倒过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为,法律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利,享有法律权利者有正当权威可以要求政府直接(无需进一步的立法)以强制的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相对而言,其他还不是法律权利的政治权利(例如,近年在世界各地引发争论、所谓的“同性结婚权”、“安乐死权”,如果真的是权利的话,在中国最多只是政治权利,应该还不是法律权利),则仅赋予个人正当权威去要求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政策去保护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尚未成为法律权利之前,个人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给予个人正当权威去要求政府绕过立法、政策制定这个环节,直接以强制的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

   在这样的区分和设定下,德沃金认为,一个人享有什么法律权利,并不明显地就等于“立法机关过去通过了什么法条”的问题,也不必然就是法实证主义者所说的“纯粹但复杂的社会事实问题”,而是必须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下来回答“这个人享有什么政治权利”、“就政治道德而言,以什么方式或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才是对的”。对德沃金而言,不论在任何层次(具体的争讼个案或是抽象的理论探究),要回答“法律是什么”(或“我们有什么法律权利”),我们都必须掌握“在政治道德上我们有什么政治权利”之判断标准。回答后面这些问题是政治哲学的任务,因此德沃金很早就意识到,没有政治哲学,他的法律哲学将是不完整的。

    

   德沃金的法律观

   我们可以说,从他1967年发表第一篇批评哈特的法实证主义论文开始,德沃金四十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就是在发展、辩护“法律是政治道德的分支、次系统”这个核心观念——虽然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针对不同的法实证主义者不同的回应而有不同的强调,例如说:“法律不仅仅只是规则的组合,还包括原则”、“法官没有裁量权、没有造法的空间”、“任何法律诉讼都有正确答案”、“自然的法律权利是存在的”、“‘法律’是诠释性的概念”、“法理论是规范性的理论”、“规定性的法律概念才是我们理解法律的核心概念”、“法律命题的成立基础无法被社会事实穷尽”。

   在1986年出版的《法律帝国》一书中,德沃金有系统地针对“就政治道德而言,以什么方式或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才是正确的”,提出了他的著名主张:原则一贯性(integrity;或译“整全性”),因此他也用“以原则一贯性作为法律”(law as integrity)来指称他的法律观。一般可以称之为“原则一贯论”。

   简略地说,根据德沃金的法律观,对任何国家而言,一项法律命题(例如,断言某个人享有某项法律权利或肩负某项法律义务的命题)的成立,当且仅当,从一组能够为这个国家的整个法律实务(包括立法、司法裁判、行政贯彻、法学教育和论述、司法人员的选拔和训练体制等等)提供最佳的建构诠释之分配正义原则、政治公平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这项命题可以被推演出来。

   这里所谓的“提供最佳的建构诠释”指的是:这组分配正义、政治公平、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与这个国家的整体法律实务若合符节(也就是说,能够恰当地说明其整体法律实务的各个面向,例如宪法的优位性、刑法和民法之间的差异等等,何以“如其所是”),而且在政治道德上,也会使得体现这组原则的法律实务,相较于体现其他一切够格的(也能够与整体法律实务若合符节的)替代原则而言,是最好的法律实务。而他这里所谓的“推演出来”,就像“逻辑蕴含”一样(但不是逻辑蕴含),并非指任何特定人的推演,并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心理能力,而是一种客观的理据关系。

    

   德沃金怎样回应质疑

   德沃金的这套法律观很快就引来了不少质疑者。因为很明显地,根据这套法律观,个人享有什么法律权利、肩负什么法律义务,不能独立于政治道德的论证而有答案,许多人自然要问:我们(包括法官在内)如何基于“原则一贯性”去比较法律实务的好坏呢?面对法律争议时,我们如何在够格的分配正义原则、政治公平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中进行选择,去验证法律命题是否成立呢?许多论者认为,除非这些问题有客观的答案,否则,法律命题是否成立,恐怕就不是客观的问题。

   德沃金承认,自己的法律哲学若要完整,他势必要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恰当的说法,必须走向政治哲学,去说明什么是分配正义、政治公平和正当程序。不过,他并不认为,客观性是个需要额外处理的问题,真正的重点是他对于分配正义、政治公平、正当程序(以及相关联的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的分析、判断和论证步骤是否经得起实质的检验。严格说来,德沃金没有回避客观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提出诊断:他认为,针对法律命题(或任何价值命题),在实质论证之外去追问客观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根本就是在追问一个假问题,徒增思想上的困扰,也浪费了许多哲学家的时间和精力。

   德沃金承认,原则一贯论所提倡的“最佳的建构诠释”,本身只是针对“如何决定法律命题成立与否”设定了解答的方向,而没有提供解答的具体方法。或者说,原则一贯论是一套高度抽象的法学方法论,它的角色是作为我们解决法律命题争议的论证架构。德沃金认为,法律人之间的争论,说到底,就是在竞争谁的建构诠释是最佳的建构诠释。德沃金并不认为,凡接受原则一贯论者对法律命题争议的,实质立场必然会一致,不过,他也不认为这是原则一贯论的缺点:论证、辩论正是法律论述和实务最核心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德沃金指出,国家通常会以强制手段去保护人民的法律权利,或去要求人民恪尽他们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强制具有道德正当性,仅当人民确实有道德义务去尊重其他人的法律权利、恪尽自己的法律义务,而且德沃金还主张,这项道德义务存在,当且仅当这个国家的整体法律实务确实展现了原则一贯性,也就是说,确实体现了一组与其整体法律实务若合符节,而且在政治道德上说得过去的分配正义原则、政治公平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由这组原则决定人民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简言之,德沃金认为,以原则一贯性作为法律命题是否成立的基础,优点在于可以回答困扰政治哲学家已久的两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人民有守法的一般义务?在什么条件下,国家强制人民守法具有道德正当性?

    

   德沃金的政治哲学

   我们可以说,原则一贯性是连接德沃金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之关键。对德沃金而言,原则一贯性之所以能够说明“人民守法的一般义务”以及“国家强制人民守法的道德正当性”,乃是因为,第一,体现“原则一贯性”的国家,是一个依据同一组分配正义、政治公平、正当程序原则去统治其人民的国家,不会因人而异,因此在一个抽象意义上,就是一个赋予人民“平等地位”、把人民视为“平等人”来对待的国家;第二,德沃金认为,一组能够为现代国家(只要不是极度邪恶的国家)的整个法律实务提供最佳的建构诠释之分配正义原则、政治公平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就内容而言,多少都是对“国家应该平等关怀和尊重其人民”的一种“说得过去”(虽然可能不是最正确)的诠释。

对德沃金而言,体现“原则一贯性”的国家,其实就是一种以“平等关怀与尊重”为最高政治原则的联合社群,就像家庭(但不是家庭),其成员虽然没有同意加入、没有同意要遵守社群(家庭)约束成员的各种规定,但是,得到社群“平等关怀和尊重”的成员事实上还是有遵守的义务。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对人民守法的一般义务采取正面的立场,德沃金并不保守反动:因为他认为即使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更不用说新兴民主国家)也可能会制定不正义、不公平、不正当的法律和政策,因此他并不否认人民在涉及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议题上也享有公民不服从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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