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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古希腊的政治遗产

更新时间:2014-02-10 09:17:58
作者: 肖雪慧  
都延续了古代民主城邦崇尚话语力量和对话的传统。

   与前两点相关的是第三大特征:这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政治生活和政务的公开。没有什么决策能由少数人在密室里策划和决定。

   第四是对官员有多重约束。官员必须在成文法范围内行事,而且有对任期的严格限制、对执政官的弹劾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毁誉参半的“陶片放逐法”和“指控程序”。通过陶片放逐法,公民大会有权把人们认为对城邦和公民自由有危险的人逐出雅典;“指控程序”是官员任期内,任何公民都可以因其行为不端而启动的一种法律程序。

   在这里,人类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而各种节日进行的赛事、戏剧演出,对全体城邦开放。尽管当时对人的认定还很狭隘,公民范围更限制在本邦的成年男性,但公民范围内已经否定了多数地方通行的人与人关系上发号施令与服从的不可逆关系。雅典公民可以自由地批评官员,倒是官员必须能容忍批评甚至容忍挑衅。一则关于伯里克利的轶事把这一点表现得很生动:他漫步市场思考问题,一个对他不满的市民跟在身后骂他。他默不作声,那人骂个不停。他回家,那人还尾随着骂,一直他家门。此时已天黑,伯里克利除了让仆人打个灯笼把那人送回去,什么也没说。从伯里克利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面对民众时须得有的谦卑和容忍态度。他之所以步行而不骑马,也是要避免给民众趾高气扬的印象。如果造成那印象,恐怕就要被看成城邦的危险分子,名字要被写上陶片了。

   2. 雅典民主并非后人的想象、附会

   雅典民主政治的情况不是后人的想象或附会,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家、诗人、政治家留下的作品提供了丰富资料和证明。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两大史学家,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库洛斯、欧里披底斯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但最重要的资料来自亚里士多德。这位开经验主义之先河的思想家对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各种政体,找出公民可能生活得最好、政治最稳定的制度。他留下的《雅典政制》、《政治学》等著作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政体和政治、法律理念及现实作了大量记载和分析。亚里士多德不是民主制度的同情者,但他断言:人民犯错误远不如代理人严重。鉴于他的断言来自观察和比较,而且他本人倾向于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特征的混合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所以可信度很高。最有意思的是柏拉图。柏拉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在《理想国》里对民主制进行了激烈抨击和讽刺,但他对民主政治的漫画式刻画与民主政治赞同者颂扬的那些特征却非常一致:自由、平等、宽容、自尊。他不无刻薄的说:自由和宽容决定了民主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花哨管理形式”,它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指公民)。这种无政府主义还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甚至传染给动物,居然使孩子与父亲、主人与奴隶平起平坐,连动物也比在其他城邦不知自由多少倍,畜生们个个“充满了自由精神”,它们神气活现,连“驴马也习惯于十分自由的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他的结论是:这种情况“使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受不了……”。柏拉图的讥讽其实透露了雅典公民文化的一大特征:对自由的珍爱和在当权者面前的主人自居心理。比起一见当权者立刻矮三分,恨不得纳头便拜,这无疑有利于健康人格的产生。

   当然,如果按何新的最近惊世骇俗之论——古希腊是共济会的一个宣传阴谋,所有著作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一人之手——,那么,再丰富的资料也没用。不过,要炮制出众多领域、众多观念、风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帮天神相助。

   3. 成就和缺陷

   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间成就了传奇般的伟大。城邦的自由激发和保护了人的创造热情,留下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等方面的丰富遗产,令不同政制下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望其项背;希腊各个城邦甚至希腊之外的诗人、学者、艺术家用脚投票、云集雅典,则是它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有力证明,伯里克利自豪地声称:“雅典对全世界都是开放的”。这绝非虚言。雅典能够长期容忍苏格拉底这样尖锐的批评者,也是它自信、有力量和稳定的证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专喜欢挑雅典民主的刺,没有哪个执政官、将军逃得过他的讽刺。更重要的是,民主造就了智慧而勇敢的公民。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明。希腊能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雅典起了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雅典人摆脱僭主统治、确立民主政治后发挥出来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了希波战争全过程,在他看来:“雅典是希腊的救主。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优势就转到哪一方面。”当一些希腊人向强敌投降,雅典人却力主希腊应该保持自由,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激励了那些不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腊人击退波斯大军。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把雅典的作用归之于她的民主政体。据他记载,战争开始时,雅典正处于与僭主斗争时期。当雅典人从僭主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变得比过去强大很多,战争中也表现得异常出色。所以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下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绝好的事”。他接下来的一番议论,与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著名演讲异曲同工。他说,“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时,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一旦摆脱僭主的桎梏,就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邻人。这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时,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宁肯做个胆小鬼,但当他们获得解放,就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了。”波斯人对雅典又恨又怕。据说,波斯国王大流士吃了雅典人一次大败仗后,以后每到用饭,都要仆人在他面前连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

   希罗多德作为观察者、记录者和外邦人,在对政体的评价上,他的看法更超脱、客观,比身在局中的政治家可信。而他的议论跟伯利克里那个堪称民主雅典赞歌的著名演说异曲同工,则可视为对伯利克里演讲所表述的情况真实性的佐证。

   然而,以雅典为典范的古代民主制有相当粗陋的一面,无疑也有她的历史局限性。受批评最多的是以下几方面:

   雅典民主只是男性自由民的民主,它排斥了妇女、奴隶、外乡人,范围相当狭小。身为执政官兼将军的伯里克利,他的家人也受到这种排斥。当他妻子的外乡人身份使他唯一一个儿子的公民权成了问题时,他不得不向公民大会提出申诉。但雅典民主的狭小范围缘于当时对人的认识局限和城邦制度下的狭隘地方观念,并非民主制度本身的狭隘。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陶片放逐法: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范,应该起的是安全阀的作用——保护雅典民主政治免受潜在僭主、野心家的破坏。但也的确存在抑制和打击杰出者的潜在问题。有一个关于陶片法的传说反映了该法抑制、打击杰出者这一面:一位不识字农夫请人代写他觉得应该放逐的人的姓名,代写者问农夫要写谁的姓名,没想到农夫说出的正是代写者的姓名。后者问为什么,农夫答:都说他优秀,所以他危险。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很粗陋的设计,不过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在实行陶片放逐法的九十年间,只有十人被放逐,而且既不没收家产,更不要人性命。而后世不少批评者有放大这个制度缺陷的倾向。

   苏格拉底事件最为后世所诟病,而且成了一些人把民主政治等同暴民政治的证据。但这个事件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简单化的解读是轻率的。苏格拉底的确被陪审团以言定罪了。但是有些情况对于准确了解这一事件是不应忽视的。其一,复辟时期实施暴政的三十僭主中有几个主要成员是他的学生,对他提起的腐蚀雅典青年的控罪是捕风捉影,但并非空穴来风。他被控,正是在雅典摆脱僭主统治而重获自由、重建民主之后,此时雅典人对僭主的血腥统治和报复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这种特殊背景下,民众容易被煽动、容易受非理性情绪的控制。其二,被控后,他完全有机会脱罪,定罪后也还有以罚金代罚的机会……但苏格拉底选择了坚守他终身都在充当的叮咬、刺激雅典人反省的牛虻角色,然而在当时雅典人那样一种情绪下,这样的选择激怒了陪审团。在最终被定罪后,他又选择了尊重法律,当了言论自由的烈士。这个事件无疑是雅典民主洗刷不掉的污点。但这个悲剧性事件在雅典过于反常,正因为反常,所以被反复提起;如果像专制社会那样以言论杀人是常规性的,人们反倒失语。

   雅典民主走向多数暴政的危险是存在的。雅典朝限权这个方向作了很大努力,但限权的技术手段粗疏简陋。雅典公民大会、陪审团制度对行政长官、对最高法院的权力构成了约束和牵制,但对公民大会和陪审团却缺乏同样强有力的抗衡设计,虽然不同主张之间可以形成抗衡,但在某种特定情势下,音量最高者是有可能通过煽动使公众主张趋同而使比较公正和理性力量处于劣势。一定程度上,对苏格拉底之死可以作如是观。

   4. 希腊政治遗产的发展脉络

   小而分散、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很难建立牢固的联盟;而曾经拥有希腊霸主地位的雅典,她的扩张野心和霸权到处引起不满、不断陷入城邦之间自毁性的战争……最终,连同雅典在内的整个希腊先后被马其顿和罗马征服。但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社会政治力量保持均衡。这一点,无论是作为梭伦、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城邦内的实践以及处理城邦关系的准则,都深刻影响了后世。如前所述,这种均衡理想的影响即使在崇尚古罗马、对希腊评价很低的马基雅维里身上也十分明显。希腊后来被征服,则跟雅典霸权破坏了城邦之间的平衡不无关系。

   防范权力的思想和实践。控制权力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有理由认为,西方限权传统是由希腊,特别是由雅典开辟的。正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公民大会和政府部门、陪审团以及最高法院的权力关系格局下,通过严格监管官员的制度和程序,雅典有效地控制了国家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保卫了人民的自由。

   它初创的对抗性权力结构的确相当粗陋,但却能给后世制度设计以灵感和方向。当希腊亡于城邦之间的自毁性战争和外部强敌的进攻后,由它开辟的民主传统的那些主要因素并未随之消逝,而是通过罗马的借鉴继续影响西方历史。在民主传统的源流上,罗马共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罗马在向被自己征服的希腊学习时,把希腊的理念跟罗马人的务实精神相结合,创造出比较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即通过民众大会、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执政之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的安排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但罗马时期的重要不仅在于制度上的完善,还在于当时的罗马已不再是早年那个不起眼的小山丘,而是已经发展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大国。由弹丸之地雅典进行的限制权力的努力,经罗马借鉴和完善在广大疆域内建立起权力分立和制衡制度以保护公民自由,证明了雅典开创的制度具有不受狭小地域限制的魅力。

   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数百年战乱导致希腊思想、文化失传,但民主的那些权力制衡因素仍然通过教会组织存在下来,并在中世纪教权与世俗权力的二元结构的权力缝隙中获得生存空间。

   即使在十七世纪专制王权盛期,即使在当时专制体制发展程度最高的法国,权力结构中的制衡因素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至少还有三级会议的存在,三级会议代表的产生也并不受控于王权。

   十七世纪的英国,则在经历了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激烈搏斗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现代立宪政体,应该说是经由英、美而逐步走向成熟的。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为美国奠定建国基础的那一批人除了深受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也都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现在人们谈美国民主的思想渊源,一般追溯到英国,却忽略了古代资源。而古希腊的影响,在他们的传记、书信和其他文字(也包括《联邦党人文集》中)清晰可见。美国制宪过程以及各州通过宪法建立联邦时,跟两千多年前雅典梭伦立法的一些相似处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一批贤哲对政治、法律、伦理等问题进行广泛探索、辩论;制宪,就是一场经过持续辩论逐渐达致基本共识的过程。而各州在通过宪法和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则跟雅典人接受梭伦立法时颇为神似。这跨越了两千三四百年的梭伦立法和北美制宪,我认为还证明一点:社会秩序并非都是自发形成而完全排斥理性设计,优良的制度设计及有效运行,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说至关重要。

    

   来源: 《书屋》二〇一四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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