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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无效之后的处置:“治/乱”的政策选择

更新时间:2014-02-08 23:37:04
作者: 秦洁   康添雄  
据此,原知识产权合同在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合同的情形下,应当被视为有效合同,不发生因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按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中无效合同的处理规则返还转让费或许可使用费的问题。“知识产权无效后,未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应当解除。专利无效或者商标被撤销对以该知识产权作为标的的转让合同或者许可合同而言,类似于以物为转让标的或者出租对象的合同中,该物因为意外事件灭失而导致给付不能所产生的影响。”[6]如此类比的理论漏洞是明显的,因为按照专利法条文规定,“自始无效”是原则,而物的意外灭失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另外,现有法律规范及此论者共享了这样一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无追溯力的“例外”仅适用于已经履行的转让和许可合同。

   但实际上,专利权交易已经呈现多元化,以专利权出质的质押合同、以专利权出资入股的行为,在专利权被宣告无效之后,应如何处置?质押合同作为从合同,其解除并不影响债权债务主合同的效力,但债权人失去担保且无法补救,因此,专利权质押始终无法成为银行业偏好的业务。无效后的质押虽然不涉及到权利金的支付或返还问题,但债权人难免有“上当受骗”的感受,而原专利权人则有“骗贷”之嫌。公司股东以专利权出资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公司法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假设股东以转让方式出资并已经履行完毕,获得股东权利。若公司章程无特殊规定,根据“无追溯力的例外”,专利权无效对此不具有追溯力。据此可以推论出,以专利权出资的股东仍然保有股东权;同时,其他股东也无法要求该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显然,如果仍然适用“无追溯力的例外”,那么对其他股东极为不公,因为他们还要接受承认专利出资者仍然是股东的法律后果。

   除了可能导致不公,这一例外规定还与合同法规定有冲突。我国合同法明确要求技术转让合同的技术必须是完整、无误、有效的。论者认为,这实际规定了专利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承担权利存在的瑕疵担保责任。由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让与人负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存在有效专利权的义务”。既然有权利存在的瑕疵担保义务,那么就意味着转让者有承担违约赔偿的责任,而不是“不具有追溯力”。与此相类似的规定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350条,“债权或其它权利之出卖人,应担保其权利确系存在。有价证券之出卖人,并应担保其证券未因公示催告而宣示无效。”“其它权利”是否包括专利权?对此,有不同意见。有持否定论者,如黄茂荣,认为该条所称“债权”和“其它权利”的意义,从法律条文设计的角度加以解释,此“债权”应为“其它权利”的例示规定,“其它权利”必须符合“合法、可能、确定”三个特征,方能适用权利存在的瑕疵担保。有肯定论者认为,为了符合权利保护宗旨,以免买卖动辄因权利不存在而无效,兼顾瑕疵担保的体系构成,应认为“其它权利”包含其它物体之(支配性或请求性)财产权。[7]

   据此,论者认为,“我国《专利法》第47条显然试图在维护交易安全和维护公平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殊不知,这样的价值追究(求)不但使得该条第1款和第2、第3款之间存在逻辑混乱的问题,而且给司法活动造成了很大麻烦。”[8]为获得逻辑上的通达,论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法律修订,具体方法是,直接规定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专利权侵权损害赔偿费用、专利许可使用费转让费必须返还。

   将“恢复原状,返还费用”作为一项原则,显然也有失偏颇,因为,无论如何,许可人对被许可人使用专利的容忍构成了对法律权利的放弃,而这正是合同对价经典理论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因而,由于专利无效使对价自始即不成立,据此要求专利许可人返还已支付的,这种情况即使有可能,也很难实现。对此,举一例说明。

   专利权被无效后,已经支付和解金一方以和解协议“自始给付不能或嗣后给付不能情事主张解除契约,回复原状,及主张以不当得利之法律关系请求返还上开和解金及其利息,均属无据。”[9]原因在于:一方面,和解原由双方互相让步而成立,和解之后任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属其让步之结果,不能据为撤销之理由。和解契约合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即均应受该契约之拘束,纵使一方因而受不利益之结果,亦不得事后翻异,更就和解前之法律关系再行主张。另一方面,专利权具有不确定性,从专利取得之日起,就时刻面临他人可以进行举发撤销的风险。专利权人于签订和解契约时,应考虑过该专利权被撤销的可能性,并就该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加上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及缔结和解协议时,专利权是有效的,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的确有侵害专利权之情事,因此,专利侵权和解契约双方让步的内容,原则上即包括侵权人对专利权的有效性亦不加以争执,以换取专利权人停止诉讼、缩减损害赔偿额度。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法院裁定,即使已经执行的裁定,专利权宣告无效亦具有追溯力。裁定,是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为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诉讼程序方面的有关事项所作的判定。立法者解释说,如果无效宣告决定对专利侵权案件中已经执行的裁定一律不具有追溯力,就意味着被告不能就其因原告错误申请前述措施(诉前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而蒙受的损失要求获得赔偿,这将导致临时措施、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制度中有关担保和申请错误反赔的制度设计落空,从而促使专利权人滥用临时措施、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制度,甚至恶意提出有关申请。基于上述理由,《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将第2款中的“裁定”删除。[10]

    

   四、结语:公正作为例外

   论述至此,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结论:专利权无效之后的法律处置规则,事实上并未完全立基于“公正/不公正”的法律标准,其更多时候采用了“治/乱”的政策选择。就本质而言,公共政策属性或政治性始终贯穿于整个专利权的实现过程。整体性考虑要求以现存秩序为重,往往忽略个体公平及正义。但是,忽略公平、正义的规则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法律本身,都无法圆通。于是,专利法在大面积择取了“治/乱”政策标准之后,修复性地将“公正/不公正”作为例外,供法官自由裁量,以此弥补因标准选择所致的不足。

    

   注释:

   [1]康添雄:《专利作为技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民主在无效宣告中的引入》,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5期。

   [2][美]德雷特勒:《知识产权许可》(上册),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

   [3]*原,慶道:『特許の無効と既払実施料の返還の要否』,『商学討究』第59卷1号,2008年7月。

   [4][日]丰崎光卫:《工业所有权法》,有斐阁1980年,第285~286页。

   [5]William Alford,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5,p2.

   [6]张耕:《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7]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8]李扬:《专利权无效后实施费等可否作为不当得利处理》,载《知识产权》2010年第3期。

   [9]参见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2002年度上更字第170号判决、板桥地方法院1999年度诉字第295号判决。

   [10]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出处:《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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