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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贤:从欧盟经验看南台湾的两岸认同走向

更新时间:2014-02-04 13:22:32
作者: 黄清贤  
但是各国政党对于欧盟统合的认同可能都有不同原因,例如德国菁英是为了摆脱法西斯纳粹主义的过去,法国菁英是为了共和主义的启蒙、欧洲文明的传播,英国菁英则是将其视为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对立面。

   虽然严格来讲,欧洲认同不能完全等于欧盟认同,因为有些人可能认同欧洲,但不认同欧盟;或是认同欧盟,但不认同欧洲。可是如前所述,欧盟作为积极的认同建设者,甚至是所谓的认同霸权,其确实已让欧洲的建构性认同产生效果;不论是欧洲的欧盟成员国、非成员国、未来成员国,都以相对于欧盟的身份,在欧洲乃至于在世界上定位自己身份。

   在欧盟东扩时,中东欧国家认为是“回归欧洲”,好像先前不在欧洲大陆;当意大利加入欧元区时,口号是“加入欧洲”,犹如这个欧盟创始国先前离开欧洲。所以,欧盟似乎已成功占领欧洲这个概念的社会空间,亦即成功建构认同霸权。

   但是以“公民认同”或“文化认同”界定欧洲认同时,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公民认同包括欧盟或成员国的政治制度等,文化认同则包括民族、历史、文明等。前者是认同欧盟的独特政治与法律等实体,后者则认同欧洲的文化与历史等社会空间。

   欧盟一直努力建构哈伯玛斯(Habermas)主张的后民族公民认同,亦即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福利国家、文化多样性等。这些价值观成为欧盟的构成部分,如果不同意这些价值观,就无法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欧洲”作为政治制度的社会空间时,其并没有清楚的边界:同时,他者(Othering)也依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指涉欧洲的福利国家时,资本主义的美国和日本就是他者;但是指涉德国的话语时,军国主义的过去就是他者;至于指涉奥地利排外的右翼政党时,该党成为他者,但奥地利却仍是欧盟的合法成员国。

   因此,欧盟认同不是先天给定、与天俱来的,是在时间与空间中具体建构起来的,是成员国乃至于人民基于利益和身份考量所采取的适当行动,型塑欧盟的结构;相对的,结构也影响利益和身份的考量及相适应的行动。

   欧盟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从1973年迄今,每年二次对每一个成员国各大约一千名民众进行面对面访查,得到的调查结果称为欧洲晴雨计(Eurobarometer)。以最新在2013年12月公布的欧洲晴雨计为例,59%的成员国民众认同欧盟,40%不认同,1%表示不知道。

   如果以国家来看,卢森堡的比例最高,有85%民众认同,地中海的马尔他74%居次,德国和芬兰都有高达73%的民众认同,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也有72%;相对的,英国和希腊的比例最低,皆只有42%民众认同,意大利的45%居次,再其次是欧亚交界的赛浦路斯46%,保加利亚也仅有49%。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情况对欧盟的认同有相当影响,例如所得最高的卢森堡、前景相对乐观的德国采取正面的态度,深受债务所苦的希腊、意大利、赛浦路斯则持负面看法。至于英国则因一向对欧盟统合质疑,所以支持度最低。

   整体而言,欧盟28国有59%的民众认同,其中16国的认同比例高于平均数值(European Commission,2013:34-35),可见认同欧盟比例还是占优势。这些从欧盟历年的发展趋势也有显现(张亚中,1999:24)。

   欧盟和成员国的主权地位关系复杂,所以认同对象也不是二选一(远藤乾,2010:392-396)。一般而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欧盟认同与国家认同有高度重迭性,但本国认同仍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对于欧盟公民身份的认同也有逐渐凌驾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原因是认为加入欧盟能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愿意进一步统合的民众,也有较多数的倾向。

   再者,成员国是联邦体制,接受分权架构的民众较能认同欧盟;欧盟透过财务等诱因与地方直接接触,削弱成员国中央政府影响力的行为,也让地方有跳过中央而认同欧盟的趋势;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以及白领阶级等民众也有较认同欧盟的倾向。

   此外,原欧盟农民虽有受惠于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但因对于土地的依恋,所以对于超国家组织的欧盟认同较不强;至于欧盟东扩的中东欧农民则因还未感受到欧盟补贴的好处,所以对于欧盟更没有认同(蓝玉春,2009:98-102)。

    

   三、南台湾认同的特质

   两岸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同文同种,亦即源自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关系。从历史的文献资料观之,被推测为意指台湾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篇》的“岛夷”,随后有《史纪?秦始皇本纪》的“瀛洲”,以及《前汉书?地理志》的“东鳀”(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2013)。不过,真正具有历史考证支持的名称,则是《三国志》的“夷州”。

   三国时代的吴国由于建国都于建业(现在的南京),地处于大陆东南沿海地带,图谋向海外发展,因此记载孙权在黄龙二年(西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进征夷州,俘虏了数千人,内容见于《三国志》孙权传。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市村瓒次郎、和田清依据《太平御览》巻780收录的《临海水土志》与《隋书》琉球传互相比较,论断夷州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凌纯声也根据民族学资料和古籍记载,详加论证,确定夷州为台湾(曹永和,2003:3-4)。

   但仍有学者认为夷州可能是东吴的汉人从长江河口出发,经过海路到安阳(现在的温州)、罗江(现在的福州)及附近岛屿,遇见华南地区的原住民,将之称为夷人,居住地称为夷州;想进一步论断夷州为台湾,必得重新觅取明确的资料(史明,1998:25-27)。

   至于《隋书》的“流求”意指台湾则较无争议。《隋书》卷81东夷列传46流求国传、《隋书》卷64列传29陈棱传,记载征讨流求事迹。海师何蛮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指出,每年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因此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令羽骑尉朱宽偕同何蛮入海求访异俗,结果到流求,因语言不通,掠一人而返。隔年(西元608年)复令何宽前往慰抚,琉球不从。隋炀帝在大业六年(西元610年)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人击之,虏其男女数千人而还。

   大业六年的军事行动规模相当大,推论隋炀帝征讨流求目的,虽为好大喜功,但仍有臣服远夷,谋求贸易之意;但因当时台湾没有中国大陆认知的奇货,因此未建立密切联系(曹永和,2003:4-5)。

   《隋书》的流求究竟是指台湾,还是今日的琉球,因《隋书》所记的流求人习俗,与《临海水土志》所记夷州多有吻合,且多可与当今的台湾原住民习俗相印证,因此流求是台湾的争议不大,顶多认为包括台湾和琉球的总称(史明,1998:28-29)。

   元世祖忽必烈时代,至元廿八年(西元1291年)命杨祥充宣抚使,翌年自汀路尾澳往“瑠求”招抚,未有成就。成宗元贞三年(西元1297年)又兴兵讨伐瑠求,仅擒生口一百三十余人,亦无结果。但是,民间的商人、渔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却颇有进展(曹永和,2003:7)。

   依据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城日志1625年4月9日条的记载,台湾每年可获鹿皮二十万张,乾燥的鹿肉及鱼乾也相当多。在台江内海的大员湾中,约有一百艘戎克船从中国来,从事渔业,收购鹿肉,输至中国。戎克船要进入内地时,载着很多要收购鹿皮、鹿肉的中国人。大约每一部落有一、二名到五、六名汉人进去,以米、盐、衣料、杂货从事产品交易(曹永和,2003:11)。

   当时资料显示,台湾南部也就是最早开发的台南,贸易已相当兴盛,不但是荷兰统治台湾的中心,也是台湾的主要经济发展区域。明朝永历15年、清朝顺治18年(西元1661年),郑成功前来台湾,隔年逐出荷兰人后,汉人在台湾的势力正式确立。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人,原有妻颜氏,在日本另娶平户田川氏,西元1624年生下郑成功。郑芝龙是周旋于中国、日本、荷兰之间的海盗、商人、官员,不但接收李旦、颜思齐等海盗商人势力,也相当程度掌控台湾海峡的贸易往来,甚至在归顺明朝后高升至总管南明军务。

   原名郑森的郑成功,西元1645年由郑芝龙带去晋见唐王隆武帝时,隆武帝赐国姓朱,改名成功,自此外界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从西元1646年正式起兵反清,西元1649年被桂王永历帝封为延平王,西元1658年大举北伐兵败后,决定攻取荷兰人统治的台湾,建立根据地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西元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官兵约二万五千人、船舰三百艘,群集台南鹿耳门水道外;午后水涨数尺后,船舰齐进鹿耳门进入台江内海,登陆并包围普罗民遮城。随后在海路与陆路中,郑成功军队均击败荷兰抵抗。围困数日,普罗民遮城在缺乏水粮的情况下,于5月4日投降(戚嘉林,1998:181-185)。

   历经台湾本土的台南市镇交战,郑成功的军队在5月22日开始包围热兰遮城。虽然远在印尼的荷兰援军于8月12抵达大员,完成相关补给后,在9月16日正式对郑成功军队发动攻击;但荷兰军队在陆续战役均无法获胜,更在郑成功军队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隔年,热兰遮城表示愿在合理条件下,缔约让城(戚嘉林,1998:193-201)。西元1662年2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和约,荷兰退出热兰遮城,也退出台湾。

   其中在西元1661年6月,郑成功攻克普罗民遮城、围困热兰遮城时,开始着手建制。普罗民遮改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统辖台湾;下设二县,北为天兴县,南为万年县。承天府衙设于普罗民遮城,原址是今日的赤崁楼。西元1662年2月,荷兰人离开后,热兰遮改称为安平镇,热兰遮城原址在当今的安平古堡处。所以,进入郑成功统治的时代,台湾南部的台南仍继续维持荷兰占据时的政治与经济首府地位。

   郑成功之子郑经继任后,重用的陈永华被誉为台湾的诸葛亮,他规划与执行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除了扩大行政组织外,还兴建孔庙,推展教育,以培育人才;设寺庙以净化人心,禁止赌博以改善社会风气,数年后台湾丰衣足食,夜不闭户,成为海外乐土(黄富三,2004)。这些仍是以台南作为核心区域建设发展,至此,以台南为核心的台湾南部已然成为台湾历史文化枢纽所在。

   由此可见,以台南为开发先驱的台湾南部,实与中国大陆有最深刻的连结,尤其是郑经采用陈永华的建议,在台南设立全台首学的孔庙,建立正当性、培育人才,因此台湾南部与中国大陆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等元素最多,理应对于两岸的“本质性认同”最强。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显见随着时空环境的变迁,认同的内涵也随之变化。特别经过社会建构的过程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尤其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使得两岸转化出“建构性认同”。

   本文将以2013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2013),显示“南台湾”与“北台湾”的认同差异。但需要特别指出,此民调结果分析是强调南北台湾的对比关系。主要因为民意调查人数的差异性,所以各区域的认同比例高低,会随着样本数大小而呈现正相关,较无整个台湾一起比较的价值。但若以样本数相近的北部与南部进行比较,则对于南部认同现况则有启示作用;同样的,若将北部与南部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差异,加以分析比较,则可看出南部对于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趋势。

另外,由于原始民调资料将南部与东部离岛合并计算,所以本文先将南部与东部离岛分开并以相同数字列出,再以样本数加权计算后续比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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