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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更新时间:2014-02-03 11:58:21
作者: 余汝信  
却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陈晓农认为,当薄诬指陈伯达是叛徒时,实际上是为自己做过的事有点儿心虚。

   陈伯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们。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说别人是叛徒,这就没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七大时,薄一波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八大时,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安子文又长期担任组织部长。我如果真有问题,他那时说一句话,我能当选吗?他现在有了权,就可以不讲道理了"。(《陈》页350-351)

   陈晓农写道:"笔者以为薄一波本不必为这个历史的环节感到心虚,毕竟那时环境复杂多变,难以不出纰漏。他已获平反,无人再议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为陈伯达接触情况多,是半个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总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绝好办法,就是继续维持文革中给陈伯达戴上的'叛徒'帽子。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把人定为叛徒,才能抹杀他的一切,他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说的一切话,统统都被视为假的,无人再敢相信。当年薄一波对不服从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那样耿耿于怀,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病"。(《陈》页355)

   6.陈伯达眼中的毛刘、毛林关系

   本书似缺乏陈伯达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人物的较为系统的单独评价。书中仅有数段谈及毛刘、毛林关系。

   有关毛刘关系,陈晓农曾问陈伯达:"毛主席认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如果刘少奇真的掌权,他也并不会搞资本主义吧?"

   陈伯达说:"这个事不好说。少奇同志过去做过许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写得也很出色。他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在和王明路线做斗争时,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风以后,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党内第二位,这与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他做事有时也是武断的,别人不容易和他商量问题。可以说,他和毛主席的脾气比较相似。没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很温和,实际上不然。

   "从他的思想来说,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岐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1年对待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刘少奇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不好说,历史不能假设。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继续中苏友好。

   "毛主席后来整少奇同志整得过分了,本来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却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结果造成一个大悲剧"。(《陈》页251-252)

   陈伯达谈及毛林关系时说:"毛主席还谈到了红军初期的一件事。有一回,上海的党中央发来电报,要毛主席和朱德两人离开红军,担任其他工作。毛主席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准备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时林彪找到毛主席,劝毛主席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毛主席接受了林彪的这个意见,没有离开红军。毛主席跟我谈到这件事,说明他那时对林彪印象很好。

   "抗战中期,林彪从苏联回国后,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聚会,有人说,将来中国会和苏联一样好。林彪说,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毛主席很惊奇说,是这样么?林彪说,中国肯定会超过苏联的。其实,林彪这话是我跟他谈论苏联情况时,我先说过的。记得林彪和叶群结婚摆酒席时,毛主席也去了。毛主席一般是不参加别人的婚礼的。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林彪住在苏州。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曾要我陪他一起到苏州看林彪。总之,过去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陈》页67-68)

    

   (二)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文革部分,本应是《陈》一书的重头戏。遗憾的是,这部分仅占了全书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且相当一部分叙述是整段整段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或陈晓农自己的评论,与该书文革前部分相比较,陈伯达本人的回忆,陈伯达自己的原话,就更显得份量少且单薄了些。惟本文标题中所谓的"小疵",并非针对陈伯达回忆的份量多少或正确与否,主要者,是指陈晓农评述文革中陈伯达与"华北问题"关系时有关军队的这一部分。

   1.38军与保定问题

   陈晓农说:"1966年,毛泽东为加强安全力量,调三十八军入关进驻保定。听石家庄的群众说,由于三十八军原不属于北京军区管辖,自恃有特殊背景,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所以不把北京军区放在眼里,在文革中,它和北京军区原所辖各军的关系都不融洽,在保定更与河北省军区严重对立"。(《陈》页334)

   关于38军与保定问题,笔者在去年2月间曾发表过《文革旋涡中的38军》一文。人微言轻,似乎未能引起学界更多注意。为此笔者乐意就陈晓农上述说法的误区,重复一下拙文的一些主要观点。

   首先,38军移防到保定的时间,并不是陈晓农所说的1966年,而是1967年2月。

   38军以后编写的军史称:"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第38军于1967年2月18日开始由吉林省通化地区乘火车移防河北省保定地区。军的部分主要领导于2月15日乘飞机先期到达"。"2月15日4时许,第38军受领移防预先号令,16日零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北京军区'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页616)

   陈晓农所说"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也不对。38军1967年2月移防保定时,辖三个陆军师及军直炮兵团、高炮团各一,远无"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是在1969年,"遵照北京军区1969年3月3日司务字第9015号通知转中央军委1969年2月24日示: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将第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炮兵团、火箭炮团、高射炮团各一个。要求全部组编工作于1970年完成"(《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页621-622)。这已是移防两年后的事,保定问题亦基本平息。此外重要的是,"摩托化"并不等同于"机械化",前者距后者还有相当距离。

   至于38军与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关系紧张,责任不能全推到38军头上,仅指责38军,并不公允。事实上是38军受压在先,反弹在后,正如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所言:"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已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陈晓农认为38军"自恃有特殊背景",又说:"河北很多人都认为你(笔者:陈伯达)和林彪是对立的,因为三十八军和林彪关系很特殊,是林彪的嫡系"(《陈》页333)。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中已论述过,38军虽曾是四野的部队,但算不上是什么林彪嫡系,笔者在文中还驳斥过那些所谓38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传说:"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负责人,亦从未单独见过林彪。这也是'九.一三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

   38军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并不是因为与林彪的关系。原因如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所述:"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38军当时有冤无处诉,因为有这样的前因,"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鸟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来龙去脉,不外如是。

   2.27、28两军移防的原因

   陈晓农说:"1970年初,倒陈的步伐加快。中央以加强备战为由,在华北进行军事大调动。这次调动似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调动的关键之点是将郑维山曾任军长的六十三军从石家庄调到太原,另调原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北上进驻石家庄。原驻太原的六十九军调至大同。从纯军事角度讲,如果山西军力需要增强,可直接将二十七军调至大同。可节省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可是中央却舍易从难,实施几个野战军的连环大搬家,大换防。这显然含有政治原因,因为陈伯达同北京军区以及六十三军关系良好,而石家庄的军民观点又比较一致。毛泽东吸取了武汉"七.二O"事件的教训,要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另外,增调原叶飞所部二十八军至晋南,也非偶然。叶飞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是指责陈伯达为彭德怀同类的主要人物,倒陈一旦展开,二十八军与二十七军即可协同三十八军,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向北京军区掺沙子的重大步骤"。(《陈》页336)

   以上一段关于两军移防问题的评述,时间上有误,移防部署、意图的推断有误,将其与"倒陈"联系起来,更是大误特误。

   两军调往华北,缘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6月20日至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8月16日,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主持,会议传达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和全军作战会议精神,结合军区实际研究了设防、部署调整等问题。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11月24日到29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主持。

   基于以上背景原因,1969年8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27军(率第79、80师)进驻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协同其他部队"抗击敌人可能沿二连、张家口向北京发动的突然袭击" 8镁81师1969年11月由镇江移防河北邯郸)。至1970年3月,27军作为全军总预备队,方再移防石家庄、邢台地区。(《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1999,页423-424)。同年11月,陆军第28军列入全军总预备队。11月17日,奉命移防山西(《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1985,页267)。

   北京军区其他几个军,同时在1969年下半年移防。10月21日,军委令原驻河北唐山地区的陆军第24军移防承德地区;10月28日,军委令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11月,陆军第69军军部从山西太原移驻大同,原驻大同的该军第28师(已改称205师)从大同移防内蒙古集宁地区。

   为什么不将27军直接调往大同?陈晓农有所不知。在大同本来就有69军的28师,69军军部及28师再向北移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当时27军是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与28军同在石家庄、临汾一线倒是合适的。再有就是陈晓农说28军是叶飞旧部如何如何,要知道那年头叶飞早被打倒,能将28军的移防与叶飞-陈伯达-1959年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如此想象力,也过于丰富了。

   综上所述,27、28两军与北京军区其他三个军的移防(另38、65、66军原部署基本未动),确为军事调整部署,基本态势是防止北方外敌突袭,无涉国内"政治原因"。移防发生于1969年下半年,而不是"1970年初",时间距1970年8-9月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足有大半年(如从27军移防算起更是整整一年)。移防工作是由郑维山参与主持的,并不主要针对63军,华北几个军都有移防。当时并无所谓"倒陈"的问题,毛泽东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预知到一年后发生的事而要去"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况且,毛泽东真要对付陈伯达一介书生,调两个警卫班足矣,何至于要调动两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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