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

——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

更新时间:2014-02-01 22:29:24
作者: 沈卫威  

    

   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现代大学形态,基本上是三大板块: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办学首先需要经费,上述三大板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为,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由于经费决定办学,所以就出现了大学运作中三种力量:公立大学受制于政府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校长的任命和经费来源上。私立大学受制于民间财团和个人的资助,受校董事会的权力制约,但同时受校长个人人格魅力的强烈影响,因此体现出私学家法的特性,尤其注重学生的人格陶冶。教会大学的特殊属性是有必须要遵从的教义教规的前提,和西洋文化的接受,才可能有自由发展;同时,由教会力量对学生进行心灵的渗透。民国时期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则稳定得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时发生的动乱。一旦有好的校长,则可以稳定、发展和振兴学校。如罗家伦稳定发展中央大学九年,梅贻琦稳定发展清华大学十八年,竺可桢稳定发展浙江大学十三年①。

   本文所谓的“学统”,是以公立大学中的国立大学为讨论对象。首先我引用霍尔丹勋爵在《大学和国民生活》中的名言:“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②因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必须要承担起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人才培育、学术研究的重任,在此之上,则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担当。这是民族国家对自己国立大学的政治期待和要求。因此,罗家伦1932年上任伊始,首先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中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③。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自在属性,是国立大学所没有的。因此,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直在争取教育独立,即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这自然是由其本身的“国立”属性所决定。

    

   大学空间

   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新青年》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后来者树立起鲜明的标杆。如《新潮》对《新青年》继承和超越时所列举的新“元素”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④这自然与胡适作为前者的“顾问”、“指导”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高师向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转型过程,与广州作为国民党革命的中心有关,这个转型的实际师资力量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雏形,尤其文科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据1927年8月25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第19期的《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看,他们大都是出自北京大学:“除须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⑤当然一部分人并没有聘到,但也有前边没有提到的如鲁迅、许寿裳、容肇祖(元胎)、董作宾(彦堂)、何思源(仙槎)、朱家骅(骝先)、伍叔傥(倜)、罗庸(膺中)、费鸿年等都先后到了中山大学。从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日记看,他到中山大学的第一个月(4月17日—5月17日)⑥和1927年10月13日—1929年2月24日的这段时间里,其人事来往,几乎都是北大的故旧。⑦

   顾颉刚本人具有编辑刊物和丛书的实际工作能力,他效仿北京大学文科的作法,为中山大学做了如下筹划:

   今日议定刊物四种:

   (1)文史丛刊由文科主任及各系主任编之。

   (2)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顾颉刚等编。

   (3)歌谣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编。

   (4)图书馆周刊杨振声、顾颉刚、杜定友编。⑧

   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以“语言历史学”为路径和门类所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崛起,开学界新风。他们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⑨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继续和发展,他们所办的《民俗》周刊更是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的南下。而在“民俗学”中,他们特别看好歌谣等鲜活的民间文学,这正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因顾颉刚、江绍原在中山大学执教,带动了钟敬文、容肇祖在民俗学领域的崛起。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一直是传统的优势学科,至今设在这里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是这一优势的体现。⑩而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语言学在人文学科里最具有科学性,随后他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直到今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还保留着这一建制。

   据《顾颉刚日记》所示,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是以他原北京大学的三位弟子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人。这三位原“新潮社”的弟子,此时都在中山大学。他们“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备事宜”(11),随后,他们三人返北京,以傅斯年主事“历史语言研究所”,顾颉刚、杨振声分别到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949年以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王力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的承继,都是这一学统的体现。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此时的校长罗家伦、秘书长冯友兰、教务长杨振声,教师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均来自北京大学,除刘文典外,均是“新潮社”成员,是胡适的门生和朋友。

   接下来,在“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师资又把武汉大学扶植起来。1928年7月组建武汉大学时,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览(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8人为筹备委员(12)。其中,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黄建中是北大毕业生,他们和随后从北京大学来的王世杰、陈源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尤多。其中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先后做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上看,1928年以后,武汉大学因“太平洋”—“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的到来而兴。《太平洋》、《现代评论》杂志的主要成员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沈从文、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等人在这里任教,另外两位新文学作家闻一多、陈登恪(春随)也相继离开中央大学来到武大。胡适20世纪30年代曾以武汉大学的兴盛,作为中国教育进步的典型向外国人展示,其中自有内在的学统关联因素。

   当然,随后武汉大学中文系抗衡新文学的传统国学的力量一直很强大,连苏雪林也必须研究古典文学,才能立身。闻一多无法立身,只好选择离开。因为黄侃及弟子刘赜的古汉语研究和教学,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一直是中文系的优势和主力。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前两任校长是蔡元培的北大学生杨振声、赵太侔。30年代,新文学作家云集,文学之盛,得力于北大的学统和传承。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北京大学出身的魏建功到台湾推行国语,并执教台湾大学。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将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和部分师资(如毛子水、钱思亮、姚从吾、台静农)带进了台大。20世纪50-60年代,坚守自由主义学统的殷海光、李敖均出自台大。

    

   保守的“学衡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正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的人文学科则又是一个学统。

   蒋梦麟看到北京大学帮助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兴盛后,约胡适去办浙大文科不成,使浙大在动荡中徘徊八年之久。1936年,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了原东南大学教授、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1936年4月,浙大聘竺可桢为校长后,文科迅速崛起,师资主要是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和中央大学的教授。竺可桢从中央大学带来了两任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张其昀,中文系、外文系系主任郭斌龢(一度代理校长),教育系系主任、教务长郑晓沧。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主要集中此校。这一时期,在浙大的“学衡派”成员计有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张荫麟、王焕镳、缪钺、王庸、陈训慈八人。(13)

   抗战时期江西的中正大学因原东南大学教授胡先辅而兴(“学衡派”主要成员胡先辅为校长、王易为文学院院长)。

   1962年,张其昀在台北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更名中国文化大学)。他说,自己这样做,一方面纪念他的老师柳翼谋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他为老师修建纪念堂“劬堂”),同时也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

   这一学统的大学文科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另一学统有明显的对立和人员聘任上的矛盾。这在两大学统的教授的回忆录中都有明显的说辞。1928年5月21日,胡适在南京中央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到“五四”时期,“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1935年,胡先骕为纪念南京高师二十周年所作的《朴学之精神》一文,也有意从学术精神上分出北京大学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不同来。他说: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大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14)

   胡先骕是激烈的反对新文化、谩骂新诗、坚持写旧体诗的“学衡派”成员。他作为科学家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制衡。当他有机会做校长、办大学时,更是要体现他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化保守精神的守护。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两大学统初步形成:北京大学以激烈、改革为事,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以稳健、保守自持。后来的发散则是随这两条理路延伸和被继承。这是大学空间里特有的两大学统形成的基础。

    

   文化形态

   激进与保守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在大学校园的展示

在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激进、自由与保守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动的变量,三者有互相对立、互相牵扯,互为制衡依存的复杂关系,有时甚至是互相渗透转化。所谓激进与保守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在特殊的文化结构中,因时间、语境的不同会有不同表现形态,没有绝对的激进、保守的人物。北京大学激进的大本营中,仍有辜鸿铭的辫子和梁漱溟的文化守成。仅国文系就有刘师培和黄侃的保守,更有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倡导者胡适的包办婚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1928.html
收藏